自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两岸为寻求政权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在外交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包括争夺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席次以及邦交国的数目上，呈现双方互不相让的零和状态。2016年台湾第三次政党轮替后，迄今台湾仅存的20个邦交国中，位于欧洲的唯一邦交国，同时极具宗教影响力的天主教国家梵蒂冈（教廷），近日传出有可能即将克服与中国大陆正式建交的最大障碍，即达成“主教任命协议”。
一旦如此，台湾将失去现存最有影响力的邦交国，且鉴于梵蒂冈对中南美洲天主教邦交国的影响，台湾恐面临民进党再次上台执政以来对外关系的“地动山摇”。
梵蒂冈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左）（图源：VCG）
当前两岸关系陷入僵局，对岸持续封杀民进党政府的国际空间背景下，倘若梵蒂冈弃台湾而与中国大陆建交，一些人难免会认为此举是针对台湾。然而历数中梵在1951年断交的事实和近年来中梵走近，不难看出，中梵关系最主要的障碍是宗教因素，更精确地说，在于主教任命权，只不过客观后果会严重影响到台湾。
台湾并非中梵关系最大障碍
不少人会以为，由于台湾与梵蒂冈具有邦交关系，所以中梵关系的最大障碍应是台湾因素。其实不然，梵蒂冈最早并不是在台湾设立使馆，而是在对岸。1942年梵蒂冈就与当时的国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于1946年设立驻华公使馆。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梵蒂冈驻华使馆非但未跟随撤离，反而继续留在对岸活动。
随着共产党政权逐渐站稳脚跟，其与梵蒂冈之间的宗教矛盾不断加深，甚至为了压制天主教活动而不惜动用政治力量，并驱逐时任梵蒂冈驻华公使黎培理（Cardinal A. Riberi），导致1951年梵蒂冈与对岸断绝关系，次年转而在台北设置教廷驻华公使馆，并于1959年升格为大使馆。这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中梵之间的矛盾大致包含三个因素。首先，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历来注重政治权力居于绝对主导位置，警惕包括宗教在内任何力量的威胁。这也是为何佛教传入中国并发展壮大后，不少帝王采取压制乃至排佛、灭佛措施。中共对此更是容易敏感。晚清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遭受西方殖民国家的欺凌，纷乱不止，所以中共好不容易摆脱列强欺凌建立完整主权后，对于包括宗教在内的境外力量尤其敏感，何况不少西方宗教人士在近代中国劣迹斑斑，如梵蒂冈于2000年10月将在清朝及民国初年殉难的120名教徒“封圣”，引发对岸强烈抗议，原因就在于其中包括了曾损害中国主权的人。
其次，梵蒂冈天主教会的“圣统制”，即由教会推选人选、教廷祝圣任命主教，宣称超越世俗国家之上，建立起一种有别于效忠国家政权的另类忠诚，这在欧洲中世纪曾造就教会独裁，甚至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引起王权更迭。对于历来主张“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共而言，自然不能接受为数甚广的民众效忠他国宗教领袖。宗教政策一直被中共归在统战工作的一环，关键在于拥护“中共领导”。习近平于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提到：“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由此可知，宗教必须服膺于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中共的领导，是对岸绝对不能逾越的政治红线。因此中共建政后，“三自教会”（自治、自养、自传）成为其对基督教会的基本态度，大陆各教区的主教则由官方透过“自选自圣”方式自行任命。
再者，作为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奉行无神论，推崇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与基督宗教宣称“信仰能使世人获得救赎”、“在精神领域建立王国”的观点互相矛盾，所以中共绝不鼓励宗教信仰，并对人民进行唯物论与无神论教育。但基于实用主义，现阶段视宗教力量为实行“统一战线”的对象，要将其纳入可掌控的体制内，用以反对境外势力的渗透，最终巩固共产党的领导。
正是基于这三大因素，对岸一直非常在意主教任命权，只要问题得不到解决，中梵两国就不可能正式建交；反之，一旦中梵达成共识，建交也就水到渠成。
台湾应有心理准备
回顾近年来中梵关系快速升温，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上任之初，便多次向中国大陆递出和平的橄榄枝，并透露希望与北京改善关系的讯息。习近平于2013年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时，方济各就曾发出祝贺信，也是历任致函中国领导人的教皇中，首位透露有获得回信者。2014年8月方济各访问南韩，在飞往首尔、途经中国上空时，“前所未有”地向中国发出了友好祝愿，这也是天主教教皇首次获准经过中国大陆领空，开创中梵关系史上新的一页。2016年10月5日，方济各首次公开接见中国大陆的一位主教徐宏根。同年的春节前夕，教皇接受《亚洲时报》专访时称赞中国拥有“伟大文化”和“无穷尽的智慧”，而世界无需对中国逐渐成长的实力感到担忧，也避谈西方常拿来抨击中国人权问题与限制天主教徒自由等议题，向北京示好的态度非常明显。2017年8月梵蒂冈任命亲中立场的杨鸣章为香港教区主教，更被视为保守立场的一大突破。而不久前，香港退休主教陈日君就教廷对中态度转变而进行的坦率批评，更说明中梵正快速走近，而梵蒂冈可能更主动向中国大陆靠拢。
方济各时代的梵蒂冈之所以有上述举动，除了方济各务实的政治立场，不外乎是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如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增长举世瞩目，在全世界的政经影响力与日俱增，作为非世俗国家的教廷不免会对其表达友善。再加上教廷以“神爱世人”为本，面对生在中国社会主义红旗下、却有上千万愿意皈依主耶稣的信众，如此庞大的“信徒市场”诱因，堪称是宗教信仰方面亟待开垦的处女地，而台湾约仅30万的信徒数量，丝毫抵挡不住教廷想和北京建交的决心。简言之，现实主义是目前教廷在台湾与大陆之间做出取舍的关键。
面对梵蒂冈的善意，以及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基督徒人数逐渐增加，需要考虑信徒们的宗教感受，北京同样有所反应。习近平于2013年首次提出“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要求“把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2016年12月，大陆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在天主教全代会上称：“中梵关系一直以来是广大神长教友普遍关心的问题。”相比于以前的保守态度，无疑释放出积极信号。
在此情况下，天主教香港教区前任主教汤汉曾撰文表示，“教廷与大陆已就主教任命达谅解”、“陆梵关系正常化是大方向”。
大陆《环球时报》英文版在28日发文援引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主席兼秘书长郭金才的话称，中梵之间有望在3月底签署主教任命协议，并说双方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左）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于29日时强调，教廷向台方表示，与大陆方正在探讨的是教务协议，并未在政治层面有所讨论，台梵关系“短期间之内没有问题”。
教廷发言人柏克（Greg Burke）同天也发表声明，称中梵间“并非很快”就会签署主教任命协议，否认了郭金才“3月底中梵签属协议”的说法。
即使在主教任命权协议签属的进度有所推迟，但中梵走向建交的态势已难逆转，台梵断交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台湾因素既非梵蒂冈的主要考虑，也不是中国大陆的主要考虑。面对可能会出现的外交困局，台湾应有充分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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