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在欧洲唯一邦交国梵蒂冈与中国大陆对话获得突破，甚至有望于2018年3月底签署主教任命协议的传言，在中国《环球时报》英文版于3月28日引述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主席兼秘书长郭金才说法后达到顶峰，相关消息并再度引发外界对于中梵将建交，以及台湾恐迎来雪崩式断交潮的猜测和忧虑。然而，消息曝光不久，教廷发言人便否认此传言，还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圣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共识的迹象"。中方天主教团体与教廷几乎南辕北辙的说法，反映出的究竟是大陆与梵蒂冈对话“果真”遇到阻碍，抑或只是教廷试图为中梵签署协议“降低冲击”所采取的特殊行径？
教廷对于外传中梵主教协议即将签署的说法加以否认，或许是某程度上欲让冲击减低的对台湾安抚。图为台湾副总统陈建仁（右）与教宗方济各（左）会面（图源：台湾总统府）
纵观梵蒂冈与中国大陆之间关系，自从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Ioannes Paulus II）于1980年代同意，让所有中国爱国教会“自选自圣”主教，只要愿意承认教宗的首席权，就可成为天主教教廷认可的合法主教，此款针对中国天主教的特殊“非法可变合法”方针，为中梵关系的改善创造了基本条件，此后梵蒂冈持续致力改善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如若望保禄二世曾两度在访问韩国时，曾两度向中国大陆请求飞越领空，但皆未获同意。
而在若望保禄二世的对中国大陆积极态度，以及教廷始终未承认“两个中国”的情况下，教廷国务卿甚至曾在1999年表示，教廷在台北的大使馆就是“驻中国大使馆”，如果北京同意，梵蒂冈可在当天将使馆转移到北京。然而当时因中国大陆的持续抵制，尽管教廷不断释出善意，中梵关系却未能有所进展。直到2000年后中国大陆放弃阻止中国“自选自圣”主教寻求教廷承认后，双方关系才得以有所进展。然而至2005年本笃十六（Benedictus XVI）继任教宗后，因本笃十六对于天主教圣统较为坚持，中梵关系发展因此遭遇停滞，2010年双方更中断了官方的接触谈判。
低迷的中梵关系至2013年现任教宗方济各上任后才获得改善。方济各上任之初就向习近平释出善意，不但与习近平通信，还曾在2014年两度公开为中国大陆的地震祈福，同年更首度获得中国大陆许可，在出访韩国时飞越中方领空。中梵官方在此良好气氛下恢复，2015年方济各更在出访并飞越中国大陆领空时，向中国大陆发出问候电报，表明愿意在任何时间访问中国。
也就是在中梵关系融冰且愈见改善之际，梵蒂冈悄悄地把在台北所有外交领务等事务，从原本位于台北市爱国东路的气派独栋大使馆，搬到位于和平东路巷内的一间大楼内，且迁馆后并未在新馆悬挂拉丁文与中文并陈的大使馆衔牌以及梵蒂冈国旗，仅于外墙镶有教宗牧徽。至于爱国东路的大使馆原址，更在近日突然进行整修，台湾外交部指称这是梵蒂冈休整大使馆的计划，但对于工程何时会完工，以及完工后会否维持“大使馆”或变为他用，台湾外交部仅以“这是梵蒂冈决定的事务”作为回应。
透过中梵关系的整体发展脉络可以清楚看到，中梵关系改善的“发动者”是梵蒂冈，尽管因为不同教宗在任，而对改善中梵关系的积极度有所差距，但在宗教事务考量下，更进一步照顾在中国大陆的天主教徒，是梵蒂冈不变的方向。至于左右中梵关系能否有“实质”进展的关键，却是掌握在中国大陆手中，在中国大陆未放松抵制的情况下，中梵关系难有寸进。至于台湾，则是梵蒂冈在面对中国大陆时，一方面需要安抚避免反弹，另一方面却需要保持距离、模糊实质关系的对象。
在教宗与两岸领导人未有变化，以及国际局势尚称稳定的情况下，如此的三边关系大格局不太可能有所改变。也因此，中梵关系的亲近，主教协议的签定已可说是难以扭转的下一步。即便如同教廷发言人所言，中梵主教协议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签妥，但教廷与中国大陆的亲近也是无可避免的现势。对台湾来说，与其害怕中梵协议可能对台湾外交困境所带来的雪上加霜效应，还不如赶快思考如何在情况还没走到最坏之前，利用协议尚未签订的时间，努力拉抬以及建立与梵蒂冈和中国大陆间的互信关系，避免让台湾在中梵协议中沦为唯一被牺牲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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