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日前公布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因改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和程度之深，拉开了新时代政治改革序幕，被分析者普遍视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体系的一次颠覆性重塑。但其实这一切早在中共十九大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经开启，选择在今天公布不过是既定政治轨迹的自然演进进程，而且更重要的是，本次改革并不仅限于党和国家机构的重塑，而是有着更深远的含义，必须放在十九大乃至十八大以来的政治演进中审视。
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国会组建一系列新的领导机构，进一步加强中共的领导（图源：新华社）
在去年举行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因应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变化，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做出重大调整，描绘了国家发展分两阶段走至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蓝图，他的思想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被确立为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而写入党章。中国由此正式进入了毛、邓之后的又一个新时代，即习近平时代。
紧随其后的十九届一中全会，成立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执政团队。二中全会则以修宪为主题，除了习近平思想入宪和最受舆论热议的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外，更关键的是“党的领导”在经过历史的反复和持续探索后，又被重新写入宪法，昭示本次修宪最主要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给习近平连任打通道路，而是要重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这堪为习近平对国家宪制的重建。
不久前刚刚结束并获得“两会”背书的三中全会，又通过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涉及“党中央机构改革”、“全国人大机构改革”、“国务院机构改革”、“全国政协机构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跨军地改革”、“群团组织改革”、“地方机构改革”等八大领域，范围和力度均是历史罕见，在机构设计和权力配置上全方位重建了党和国家政治体系，其中尤以党、国务院和武警的变化最大。在党中央机构改革上，空前强化了“党的领导”，组建了监察委等新的委员会，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四个领导小组升级为委员会，并成立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以及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扩大中组部、中宣部和统战部的事权，党从幕后领导走向执政第一线，成为名副其实的“执政党”，政府则主要承担执行和行政角色；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上，原有各部委职能被大幅调整重分，被称为1998年以来最大规模重建性改革；在武警改革上，按照“军是军、警是警、民是民”原则，将国家海洋局领导管理的海警队伍转隶武警部队，撤收武警部队海关执勤兵力，将武警黄金、森林、水电部队转为非现役专业队伍，公安边防、公安消防、公安警卫则全部退出现役，堪为中国武警成立以来的最大力度改革。
若进一步延展来看，这样的重建性动作，其实自2012年习近平上任以后就已经开始。习近平在他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借由大规模强力反腐重建了中国官场生态。他还确立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念，将以前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理念修正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不单如此，他还在外交上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与时俱进地调整为积极有为，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极力扭转原来以西方价值和权力结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欧美孤立主义盛行背景下扛起全球化大旗，又在南海纷争、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上维护了国家利益。在军队中，他铲除了上百名军老虎，遏止贪腐对于军队的侵蚀之外，还发起了毛泽东之后最大规模的军改，让军队以更大力度走向现代战争的全体系全领域建设，中国武装力量体制和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
这种重建性动作，自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只有三个人做过。一个是孙中山，他顺应民主共和的时代潮流，领导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遗憾的是，他刚刚完成民国政权草创后就将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以至接连上演复辟帝制、革命和军阀混战。后来他又重组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开展国民大革命，眼看胜利在即，不料“出师未捷身先死”，留下终生遗憾。
另一个是毛泽东，他先是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半封建半殖民局势下领导革命，打败蒋介石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实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首次真正意义上主权独立，后来又进行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可惜晚年因为将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又酿成了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错误。
再一个是邓小平，文革后第三次复出的他推动思想解放，突破“两个凡是”禁锢，全面修正阶级斗争路线，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推进改革开放和国家制度重建，收回香港澳门的国家主权，重整了党、国家和军队的组织结构。但邓对中国军队和行政体制的改变，也没有习近平这么大，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识，依旧和人们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除了毛泽东，这个共产党法统的全面建立者外，只有习近平今天这样的政治气魄、气势和大动作，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了崇高的党内威望。从这个维度上来说，习近平其实是在重建中国，而且是在毛泽东那样的高度上重建。我们说习近平有超越邓小平，达到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可能，就是基于这个维度。
当然，习近平不是毛泽东。毛泽东要完成的是他那个时代的任务，是领导革命和建设，完成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转变，是在一个极度贫弱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并在冷战格局下用极大的外交智慧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进行国际政治博弈。但他在晚年也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不仅给共产党自身，也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
习近平今天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他要在中国已经富起来的基础上再强起来，要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项极具难度的世纪挑战，不仅是东西方两种主义的竞争，还关系到四百年来最大的一场东西方结构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能否最终实现。
习近平和毛泽东不同。毛泽东生在旧中国，在他的前半生，中国依旧处在封建帝制时代，毛自己即是一个反对封建主义的叛逆精英，一个共产党的革命领袖，又不可避免地深受他所处的时代影响，具有相当浓厚的封建帝王意识。同时，长期的革命斗争经历使得毛即便在执政后依然具有强烈的斗争意识，他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建设初期对苏联的简单模仿，也都体现在他治国理政的成功和失败之中。
而习近平则出生在中国从新民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型过程之中，在其成长历程中，又遭遇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他的整个家庭都处在这些政治风暴的旋涡中心。习和他的家庭本身就是这些政治运动的受害者。而习从政之后，又完整地经历了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的全部过程，他和他的父亲习仲勋都亲身参与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事业中，并在改革一线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变，对此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要远比一般人认识得更为透彻深入。习的现代性和改革精神，也由此形成。所以，虽然习在用毛的力道重建中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不会再犯毛晚年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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