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崇中国新闻和言论自由的人，在这个政治气氛浓厚的4月，深受打击。
曾经因为在2013年中国媒体《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中，似乎扮演了“角色”的前广东省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仕途一路高升，继2015年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后，今天又确定升任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属副部级，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为正部级。
很多关心中国新闻媒体生存的分析人士，对于这一任命感到不解——为何一个遭到民间舆论“千夫所指”的宣传系统官员，却能够得到中共高层的垂青，在政坛平步青云？
这源于对于今天中国政治大趋势的不理解。
人们应该去追问，为何一个曾经呼吁改革的“改革派官员”，会在今天成为千夫所指的打压媒体者（图源：Reuters）
庹震升迁的逻辑：不爱惜羽毛 敢于亮剑今天中国政治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党观一切”.这个是从2017年中共十九大,到刚刚结束的中国两会上，贯穿始终的一个主轴，也就是中南海决策层一直在强调的“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领导一切”。
而“党领导一切”的根本，就是要坚持中共的“党性原则”，要求中共官员能够在关键时刻，“不爱惜羽毛”，不“贪图”清名，敢于“亮剑”。
反观庹震在当时《南周》新年贺词事件中的表现，当时，《南方周末》刊登一年一度的新年贺词，其原文《中国梦，宪政梦》长2000多字，强调实施宪政。据称在庹震要求下被反复删改至一半的篇幅；而且在报纸付梓后又违反编辑流程，强行改动版面，“特刊”后来加上的“按语”（据南方周末报社内部媒体人称此文由庹震亲自批阅）提到“2000年前的大禹治水”、“众志成‘诚’”等错误，被读者广泛质疑。
如果说当时真的是庹震直接参与了稿件的修改，此举说明他能够“不爱惜羽毛”，不“贪图”清名。当然也有说法是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事发之时，庹震并没在广东，该事件与庹震无关。但事后庹震并未对此进行任何解释，任由谤满天下。如此有大局意识，亦或者说肯“背锅”，也恰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庹震的“党性原则”。
庹震的升迁，是对海内外关心中国新闻是否会有西方式“自由”的警钟，清楚的告诫这些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派，不要再抱有“幻想”，从2012年中共最高领导人说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开始，到2016年“党领导一切”原则被完全在国家运行层面践行，这些都意味着西方式强调媒体是第四权利的属性，将不会在今天中国社会得以践行。
左右派别的划分 老套而过时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面对习近平时代的政治现实，令人疑惑的是，仍然有人抱着简单的左右二维观念去看待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国官员。
仍然以庹震为例，无论他在当年《南周》新年献词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仅仅是他担任中共最重要喉舌《人民日报》总编辑这一消息，许多人就将他归为传统的、中国政治光谱下的“左派”——保守，坚持“党性”，拒绝改革，开放和民主。
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翻看庹震的履历，人们会惊讶的发现，早年的庹震甚至是标准的“改革派”。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自1978年以来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一度停滞，1991年，时任铜陵市市长的汪洋冒着政治风险主导了一场大讨论，并在《铜陵日报》上发表揭短亮丑的文章《醒来，铜陵！》，呼吁解放思想。《经济日报》当时驻安徽的记者及时把这一信息传达给总部，并希望作重点报道的想法报告给时任记者部主任的庹震和副总编杨尚德，庹杨两人指示《经济日报》作出详细方案，连续报道，鉴于《醒来，铜陵！》这篇文章只局限于铜陵，而没有站在全国的角度来审视铜陵。
庹震把这组报道的标题改为《醒来，不只是铜陵》，并对文章内容作出部分修改随着报道的连续进行，影响持续扩大，江西、陕西、辽宁、吉林等10多个省的党政领导进行讨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经济日报》编辑部收到各地来信来电300多件，对报道表示支持。同时中国国务院部分领导部门也肯定了相关报道。因这一系列报道发表于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成为邓南巡之前的舆论热身。
为什么这样一个曾经的“右派”、“改革派”，会成为今天世人眼中的“左派”，“保守派”呢？
本文并非是为庹震进行开脱，因为同样的例子还有王岐山。众所周知，早年的王岐山，就是一改革派四君子声震北京，在从政之后，又成为中国政坛最擅长和美国交往的政治家。他在公众眼中，从来就是一个“改革派”官员。所以十八大之前，很多人寄望于王岐山能够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不仅是因为他的履历，还因为公众似乎相信，王岐山的“改革”色彩，能让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更大一点。
但是2017年两会上，也正是王岐山，率先喊出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彻底打碎了很多学者的眼镜。
这种对于某个官员政治倾向的判定，要盖上一个“左派”亦或“右派”的帽子标签，在今天的中国时局之下，显得老套而过时。
任何一个官员的政治倾向，必须要放到他所处的大时代背景下去观察。
1991年，当时中国最核心的命题就是“改革”，所以王岐山，汪洋，庹震，他们都在各自的职位上，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展现这种“改革”的理念，他们是顺应时代潮流而走的人。
同样，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或者说是在政治层面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加强“中央集权”，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完整中国式“威权主义”的转变。这不仅体现在习近平这个中共党内核心的确立上，更体现在中共对于中国的领导权之上。所以王岐山会说“党领导一切”，庹震会选择“不爱惜羽毛”。
这恰是中国政治有趣与值得研究之处，列宁式政党的特色，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西方普世价值的东渐，以及时代洪流下中国的崛起，都前所未有的在这个“新时代”交织和碰撞，而这种“交织和碰撞”也投射在每个中国官员的个体之上。他们做出了符合他们身份标签的第一选择，这个身份标签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中共党员”。
所以说，庹震只是个案，他的升迁背后，能够隐约的展现出习近平时代中共治国用人的政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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