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劳工动荡风起云涌。仅在今年的头十周里，就已经发生了400多起有过公开报道的罢工，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之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府用强硬手段予以回应：劳工维权人士被逮捕、遭殴打，只因为他们要求得到他们应得的工资。
随着过去几年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跟踪的有报道的罢工次数激增：从2011年的不到200起，增加到2017年的1256起----这可能只是所有实际发生的罢工中的一小部分。中国政府的数据显示，中国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增长了38%，从2011年的589244起增长到2015年的813589起。
劳工运动的趋势反映了近年来制造业活动从沿海地区向中部地区的转移。今年，劳资纠纷最多的地方似乎是在河南、江苏和安徽等中部省份。而且，纠纷并不只限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白领工人以及像电子商务和绿色科技这样的新兴经济领域也发生了劳资纠纷问题。
今年1月，来自中国各地的数百名教师在北京集会，提请人们关注养老金和其他补贴缺失的问题；上个月，贵州省一家太阳能工厂的工人举行了静坐罢工，在山东和广西，工资微薄的网约车司机举行了抗议；2月份，河北省的医务工作者就工资不平等和社会保险金欠缴问题进行了示威。
劳工活动人士也在用网络组织活动。2016年春，沃尔玛(Walmart)中国员工的独立组织“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Walmart Chinese Workers’ Association)对一项会让沃尔玛在不支付加班费的情况下延长工人上班时间的变化表示反对。活动人士使用流行的短信服务平台微信组织了罢工，迫使沃尔玛收回了新政策。
政府对劳工争议的默认做法，是将其视为对法律和秩序的威胁。例如，2016年，中国东北城市双鸭山发生了得到广泛报道的矿工罢工事件后，公安部门逮捕了30人，并以严重的罪名对他们进行了刑事起诉；河北的矿工和湖北的建筑工人上个月被殴打，只是因为他们抗议欠薪；在广东省，像广东番禹打工族服务部的孟晗这样的活动人士已被关进监狱，该服务部也被解散，这个草根组织曾帮助当地工人与厂方进行集体谈判。
事实是，工人们在中国的大多数罢工活动中，要求的只是厂方支付拖欠的工资和福利，以及他们进行集体谈判的合法权利。虽然如此，为什么罢工的次数在增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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