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媒体引述消息人士信息称，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因身体不适和多种器官衰竭，目前正在北京医院加护病房中治疗。李锐现年101岁，今年4月即将迎来102岁生日，家人都祈祷他能撑过这个时间。
李锐从中共延安时期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建政后担任过水利部副部长；庐山会议上因支持彭德怀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被撤销公职并开除党籍 ；文革期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文革后获平反，1979年出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1982年以后任中共中央组识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等职务。
六四事件中对学生表示同情的李锐，晚年专心于著述与思考，反思毛泽东、反思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思考中共体制下“中国向何处去”。
毛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
“为什么要去找共产党？因为我们想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李锐在101岁生日时忆道。大学肄业时候，怀抱救国理想的李锐反对蒋介石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他把东北搞丢了，华北也搞丢了，他杀共产党”。在“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历史洪流下，李锐毅然决然投身中共。
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是中共百岁老人（图源：武汉大学校友总会）
像同时代的一切优秀共产党人一样，加入中共并成为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为共产主义信仰以及毛泽东的魅力与才略所折服。直到1959年那次庐山会议上，李锐第一次对领袖以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怀疑。而文革经历更是使他对国际共运史上的根深蒂固的“左”深恶痛绝。
而当人们将这一切归之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的时候，李锐却坚称，“境外有将希特勒、斯大林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称为 二十世纪三大独裁者，还有干脆名之为‘混世魔王’的。我认为历史学者应当做的并不是道德的谴责，而是弄清历史事实的真像，进而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对于这一体制反思之旅，李锐后来总结道，“毛泽东非常相信统一意志在两军厮杀中的作用，没有服从就没有军队”。因而，在这一体制下，民主只被视为是一种手段，需要人人都做听命与驯服的工具；不懂得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扼杀不同意见必导致思想停滞和僵化；任意忽视民主法治，权力不受制约，任由领导人一意孤行，甚至一度到了荒唐地步。
“个人崇拜即邪教也”，李锐认为毛泽东的阴影依然笼罩着后来的中国。中国过去的弯路，除了毛本人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原因，不受制约的权力，极易滑向斯大林式的独裁暴政。
对列宁式政党的专政反思。
无独有偶，像李锐一样，列宁的战友、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卢森堡，早在1911年，对列宁式政党及其专政亦曾有深刻反思。她在其通信集中称，苏维埃政党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后，把阶级专政变为“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专政”，只给支持自己的人以自由，同时剥夺一切持不同意见者的自由。 “只有官僚仍是其中的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的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 卢森堡预料，苏维埃政党少数官僚极度专政的结果，必然是国家公共生活的枯竭，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泉源被堵塞。
“干掉一个皇帝又出来一个皇帝”。
同样是在101岁生日那天，李锐对来为其祝寿的老友称，“这三四十年，自己思考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人类社会进步靠什么？第二个问题，主义是什么？第三个问题，共产党怎么回事？我想大家都想搞清楚，否则就没有今天这样一个聚会”。
一方面因为中国的封建传统，另一方面囿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体制缺陷，李锐曾深深感叹自己想不到“中国的传统是干掉一个皇帝又出来一个皇帝”。
正是出于类似的担心与考虑，1986年胡耀邦因反对“自由化”不力失去中共总书记一职，当听说中共党内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人欲推荐“左王”邓力群当党的总书记时，李锐上书赵紫阳和邓小平，提出坚决不能让邓力群成为党的总书记，因为他反对改革开放。
当然，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李锐仍然寄希望于中共的自我改造和政治体制改革。
2016年，李锐曾对来访者称，“中共的组织机构是短期内没有哪个党派能够取代的。四十多年来，已经形成了共产党的一张细密的组织网络。虽然民主制度是好事,是中国人民在政治方面应该争取的终极目标,但唯一的作法只能是利用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成功地改造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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