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城重庆，与歌乐山烈士陵园遥遥相望的沙坪坝公园里，有一处并不被很多人知晓的公墓群。这是中国仅存的一处文革墓地，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1967年6月开始，最晚的到1969年1月结束，占地面积约50亩，113座坟墓下掩埋着400余名当年武斗的死难者。
中国在新的教材中逐步删除文革表述，引发各方争议不断（图源：讲史堂微信公众号）
每年的春节和清明，这片常年被高墙围着、近乎与世隔绝的墓地，才会出现一些生机。因为墓园中埋葬着的死难者的亲属和后代，被允许在春节和清明进入园内，进行祭奠和缅怀。其余人等，一律会被阻挡在门外。
“文物保护区域，禁止拍照摄影。”在公墓铁门不远处，立着这样的“温馨提示”。而在距离此“提示”约末50米处，有一处小岗亭，每天专人值守，以防有人违反规定，或是试图进入到园内。此外，2016年开始，当地政府官员还采取了特别的防范措施，在墓园围墙上面加设了铁丝网，以及在入口处安装了监控摄像头，
“相较于2010年前后，现在管的越来越严了。”一位曾在2010年详细追踪报道过重庆百日武斗事件、不愿具名的陆媒记者对记者如是感慨。“薄熙来在重庆的时候，对于文革没有那么忌惮，薄熙来自己都号召唱红打黑，所以还有一些人愿意去谈，现在文革的话题太敏感了，红卫兵公墓自然也就相应地成了禁忌。”
另一位曾参与过重庆武斗的黄姓男子，则是委婉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邀请。按照这位男子的说法，“很多事情没法说，我建议你们也不要试图去碰这些，很危险。最近几年，一些媒体也时不时会来看公墓，问一些情况，后来关注的人多了，官方就越来越收紧了。现在谁还敢谈？”
而一位年近六旬的沙坪坝公园工作人员，也是重庆当地人，听闻记者询问红卫兵墓群相关的事宜，则主动讲起了自己的记忆和观感。“太惨了，当年发生的那些事情。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估计很难想象，那时候的年轻人，可都是视死如归，为了那个崇高又虚幻的理想”。
正如这位工作人员所言，高墙内的红卫兵墓园里，死难者多数为当时的“年轻人”。根据研究者陈晓文提供的碑文资料，死亡者中年龄最小的仅14岁（2人），年龄最大的60岁。其中20岁以下的占35.2％（69人），21—30岁的33.7％（66人），31—40岁的20.9％（41人），41岁—50岁的7.7％（15人），50岁以上2.6％（5人）。
至于理想信念，墓碑主体题字大概能说明一些问题。比如“死难烈士万岁”，以及带有时代鲜明特征的激烈口号——“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或表示悼念之意的毛泽东、鲁迅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等。
逝者已去，生者如斯。一些逝者，正在被有限度地祭奠与怀念；而一些生者，在亲身感受过墓群的悲凉与阴冷，尤其是渐次明晰了其承载的那段残酷血腥的历史后，开始“与时间赛跑”以便存留住更多的细节和记忆。
这些努力没有白费，至少中国唯一一处红卫兵墓群得以保留至今，一些真相已经被揭开。这样的结果，在文革仍然是禁忌话题的时代背景下，并不容易。资料显示，文革期间，埋葬武斗中牺牲者的墓地存在于各地，仅重庆就有二十余处。可在文革结束后不久，悉数由于不同原因被摧毁。沙坪坝此处墓群得以保留并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一方面得益于位置偏僻，另一方面也是“事在人为”。
如果说此前的“人为”，为的是保全与存留这一处见证地，主力源于江湖之远，那么后续更应该有的“人为”，则必须来自于庙堂之高，为的是“以史为镜，正衣冠，知得失。”只是，红卫兵墓群成为禁忌本身，似乎也说明了当前“人为”的程度多么有限。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来回看十年文革浩劫，当政者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和底气，做好清理历史沉渣的准备，不回避，不渲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直面构成百年大党一部分的历史。任何形式的回避与欲说还休，都可能为以后埋下不安的种子。
直面历史，不妨从适度地开放山城重庆的那座红卫兵墓群开始，以提供给历史研究者更多的细节和史料开始，以坦荡荡反思十年文革浩劫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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