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干净彻底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这一口号伴随近期重庆政坛的运动式批判而响彻渝城上空。
当地官媒更是连续多日一天几篇甚至十几篇地报道官方和各届（高校，各民众党派等）的相关表态会议，前文提及的口号在每一篇相关文章中都会在不同的场景出现。
薄熙来孙政才“再现”重庆政坛
其实早在2018年3月年重庆地方两会闭幕之后，或者说更早在陈敏尔2017年7月成为重庆市新一任市委书记之后，“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王’思想遗毒”就成为重庆地方官场的统一口径。
针对薄熙来（左）以及孙政才的政治问题，重庆官方连日来密集发文痛批（制作）
但是今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3月10 日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着重谈到政治生态并系统地阐释了“政德”之后，重庆地方的这一表述逐渐从“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王’思想遗毒”改变为“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
“思想遗毒”到“流毒”的字面转变，显然隐含着中共在批判薄熙来和王立军的同时还要努力从格调和影响上进行降低的意图。近期重庆对于薄熙来和孙政才的口之笔伐频率明显提高，仅仅以4月2日为例，重庆市发改委和各区县党委纷纷在《重庆日报》发文六、七篇就薄熙来和孙政才问题表态。
同样是在今年的中国两会上，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面3月6日对媒体提问，曾谴责薄熙来与孙政才是政治污染源，为了肃清薄孙余毒，重庆市委列了10个“负面清单”。陈敏尔还强调薄孙两人的共同点“最突出的是政治腐败”。他说，在中共十八大与十九大前分别查处薄、孙二人的案件，非常英明且十分及时，为中共消除了“政治隐患”，也为重庆消除了政治生态的污染源。陈敏尔此说也再一次印证了官方此前对薄熙来孙政才以及周永康令计划等6人“阴谋篡党夺权”一说。
从“经济腐败”到“政治阴谋”
对于薄熙来案件，“阴谋篡党夺权”之说并非案发就有。
薄熙来2012年3月被宣布落马，2013年8月被公审，期间中共官方除了在2012年9月宣布了“双开”薄熙来、移送法办之外，并无太多其他消息。而且，当初济南中院对于薄熙来的审判，依据是“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和“政治阴谋”之说并无关系。直到2017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巡视组在“回头看”之后批评重庆清除“薄、王”思想遗毒不彻底，官方的口风开始发生变化。
尤其是2017年7月15日，孙政才步薄熙来后尘落马、陈敏尔取而代之之后，肃清薄王余毒与警惕“七个有之”成为重庆政坛各种会议的热词。七个有之是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中的一段，主要相关表述是：“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
那是习近平处理薄熙来案后的一次总结谈话，当时有着隐秘政治勾结的薄熙来、徐才厚（中共中央军委前军委副主席）和周永康（有着政法王之称的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已经先后落马，而另一个与他们大搞“团团伙伙”“山头主义”的令计划（中办前主任）也在2014年10月被查。
这显然为中共反腐败与腐败势力取得“压倒性态势”奠定了基础，也是习近平首次公开向中共官场的帮派团伙发出最后通牒。但是显然，这个通牒并未能震慑住曾被认为是中共政坛明星的孙政才。
2017年7月15日落马之后，孙政才包养情妇、私生子、“拜龙袍”甚至沉迷游戏的消息通过各种官方和非官方渠道流传开来。而到了中共十九大前夕的2017年9月25日，借“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官方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一起定性为“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分子”，这六人落马的政治玄机第一次在官方场合出现。
紧接着的中共十九大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小组会中指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孙政才等人位高权重，“既巨贪又巨腐，又阴谋篡党夺权”的说法被港媒曝光并快速流传。
2017年9月27日，北京，“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举行，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6人被定性为“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分子”，并在展区同框出镜（图源：记者/摄）
官民两个舆论场的裂痕
从2012年3月至今，薄熙来落马已经超过6年，但是中共仍然在批判薄熙来余毒，一个重要原因，是薄熙来在执政地方尤其是重庆期间，给当地留下了太深的烙印。
首先，在当地民众看来，薄熙来并非庸碌无为。他到重庆之后建设廉租房，打黑反腐，让街头变得更安全，以及其隐含“均平富”含义的分蛋糕论，让重庆甚至对中国的贫富分化感到不满的大陆民众受到鼓舞。
其次，无论是薄熙来还是孙政才，在落马之前不是以魅力官员形象出现，就是以接班人身份示人。他们的形象早已被宣传开来，这就导致他们因为政治原因落马之后，不同于广为民众排斥和厌憎的贪腐和无能官员。在民间舆论中，他们为何落马以及是否应该落马必然会存在不同的说法和争议。
对于这样的落马官员，如何统一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就成为反腐过程中中共需要面对的问题。因为，
第一，“远得人心，近得民望。”中国统治者自古就重视民望，重视官员在民间的风评。如中国古代的察举制中的举孝廉（孝廉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就是一种从下而上的、依靠民望的选举制度。即便是后来成为主流的科举制度，也是需要来自民间的保人担任参考人的出身和品德。
熹平4年（东汉皇帝汉灵帝刘宏的第二个年号，即公元175年），20岁的曹操“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担任主管半个京城治安的要职。上任数月，就把当红太监蹇硕的叔叔给杀了，从此“京师敛迹，莫敢犯者”，足见其胆识和能力。
察举制让当时的中国王朝得以网罗人才、重用人才，使得一大批官吏不断及时地充实到各个机构中去。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之后察举制为世族大家垄断，互相吹捧，弄虚作假，当时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所以，民望和才能甚至和真正的德行并不是完全对等。就如薄熙来一面宣城“所有的事情都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面在重庆政坛搞一言堂，以至于和其发生分歧的重庆市原公安局长王立军为了“保命”要设法跑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引中共高层关注并出手处理他的被辞职事件，薄熙来甚至包庇妻子薄谷开来杀人。
第二，在西方，自下而上的选举制被视为民主唯一表达方式，民望的重要性被无限放大，甚至变相为选票。所以如何取得民望成为西方参选政客的第一课题。每到选举年，美国都会格外热闹，但是这种依靠民望的选举，在表面的民主化下，也有劳民伤财的一面。比如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花费超过了20亿美元（也有说法是说所有加在一起超过60亿美元）。
不同于西方的选票制度，一直以来，中共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权威似乎成了最重要的因素，但是民望依然不可忽视，毕竟有效管治的前提是政通人和。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能一度喧嚣整个中国，与他在重庆取得的民望有很大的关系，而当时重庆在宣传方面的花费虽然很难取得相关数据，但是从各种渠道流出的信息可以判断花费不菲，所以《重庆日报》在近日的文章中批判薄熙来“资产阶级政客的做派”。
政通人和需要民望和权威的统一
中共近期的运动式批判背后，无非是希望通过官方舆论影响民间舆论场，这种目的可以理解。但是效果如何却值得商榷。
2017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参加团组审议时多次强调“一个地方要实现政通人和、安定有序，必须有良好政治生态”。这种政治生态，不仅包含官场的“风清气正”，也包含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对接和统一。
运动式批判，在某个时间节点会有一定作用的，比如文革过后中共官方对“四人帮”的不断否定和批判，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下，对于统一认识，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走经济发展道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对于薄熙来与孙政才，甚至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这些被定性为存在“政治问题”的落马官员，在案发之后，官方出面展示案件真相、说明案件性质，可以在第一时间对民众起到以正视听的作用。但是在今天这个信息爆发的互联网时代，运动时批判在中共党内也许有必要，但是从社会各界，到相关地方或部门的各个问题，如果都要套上对应的“清毒”的帽子，在民间却未必有理想效果。
比如《重庆日报》在3月29日的文章中称，“孙政才毫无理想信念，背弃党的宗旨，官僚主义严重，精神懈怠、庸懒无为，工作中不敢担当，掩盖矛盾，遇到麻烦‘绕着走、拖着等’。薄熙来……要么只说不干、弄虚作假，要么杀鸡取卵、寅吃卯粮，要么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在这些充满中共特色的语言体系下，却缺少相应的事实说明，也许是因为政治敏感性，也许是中共密室政治的惯性。但是不管是么原因，这种缺乏实际案例说明的批判语言，并不容易在民间引起共鸣。
在互联网信息时代，这种非白即黑的判定方式，已经无法为民众所接受。这种负面效果，在西方媒体报道的各种重庆民间舆论报道可以窥豹一斑。相比之下，中共早期对薄熙来的公开审判，并微信直播，反而成为光彩的一笔，更能说服人心。
在中共党内的差额选举尚未全面展开的情况下，在中共开展前所未有的机构改革（行政改革）的关键时刻，如何看待自下而上的“民望”与自上而下的权威，并统一两个舆论场（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是中共追求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需要面对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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