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大陆《重庆日报》连续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论“彻底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与“本报评论员”文章同时刊发的还有署名重庆各单位的相关文章。
至此，对于薄熙来、孙政才两名原重庆市委书记的批判，已经持续数月时间。
与以往批判不同的是，这次重庆方面对于薄、孙二人的批判，又有了一些新的说法。例如在3月29日署名“中共重庆市人民政府党组”的文章中指出：孙政才、薄熙来二人把重庆的事业当作个人谋官晋爵的工具，其发展观、政绩观严重扭曲，成为重庆各种乱象的污染源。
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被中共认为是资产阶级政客的虚伪做派（图源：Reuters）
文章称“孙政才以‘中国最年轻的政治人物’自居，将个人主张凌驾于党中央精神之上，主导制定所谓‘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把本是主体功能划分的规划概念蓄意拔高到重庆最重要的战略，空谈‘两点’定位，不落实‘两地’目标。薄熙来在重庆搞‘独立王国’，打着‘五个重庆’的旗号，大搞‘独创’‘特色’‘模式’，宣扬‘民生导向发展之路’，借以赚取人气、邀约民心。”
评论中表示，孙政才、薄熙来二人是不修政德的典型。孙政才毫无理想信念，背弃党的宗旨，官僚主义严重，精神懈怠、庸懒无为，工作中不敢担当，掩盖矛盾，遇到麻烦“绕着走、拖着等”。
薄熙来热衷于“政治表演”，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要么只说不干、弄虚作假，要么杀鸡取卵、寅吃卯粮，要么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完全一副资产阶级政客的做派。
在这些评价中，“资产阶级政客的做派”一说，显得扎眼而特殊。对于中共1949年后的历史熟知的人都会记得，在中共建政后，强调阶级斗争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批判中共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一度是中国政治运动中的重要内容。时隔多年，“资产阶级政客的做派”说法再度在中国政坛出现，尤其出现在对于中共党内高官的政治批判中，耐人寻味。
首先开宗明义要强调的是，今天中共对于薄熙来和孙政才称之为“资产阶级政客做派”的批判，与1967年前后中共“左转”，以“走资派”打击党内元老的做法，其性质截然不同。前者的定调是毋庸置疑的，薄熙来执政重庆时期的种种作为，相信已经不需本文再做解释，薄熙来通过唱红打黑，直指最高权力的做法，已经是大白于天下，不必遮遮掩掩。而当年中共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四人帮”通过对于走资派的批判，去打击中共党内“异己”的做法，也已经有了公论，二者性质不同。
唯一有所联系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执政，掺杂着儒墨道法等传统治理思维的政治文化中，对于“资产阶级政客”的天然不信任。
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政客”做派？其特点和表象是什么？
在今天中共党媒给出的标准中，资产阶级政客是热衷于“政治表演”，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要么只说不干、弄虚作假，要么杀鸡取卵、寅吃卯粮，要么贪天之功、据为己有。
如果翻看《解放军报》l967年1月14日发表的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其中说要把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必须“冲破重重阻力”，而“这阻力主要来自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又说：“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也就是说，在51年前，中共当时的领导者便认为资产阶级政客的做派是“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用两个字形容，便是虚伪。
尽管五十年过去，但是中共在对于某些政治问题的定性上，其政治化的话语方式，例如直白，喜用带有明显贬义的大词和成语特点，都没有大的改变。
当然更核心的命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者眼中，“无产阶级政治家”和“资产阶级政客”，有着怎样的根本区别？
这或许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命题，本文只是抛砖引玉，窥一斑而欲知全豹。
在今天的中国，一个合格乃至优秀的“共产党式官员”，其标准可能是复杂的，甚至是不同的。例如中国人在评价一名官员是否“合格”，寄予的希望是他需要具有一种清教徒式的个人修养，极端的道德洁癖以及儒家文化中敢于为民众“鼓与呼”的勇气。例如海瑞，例如包拯，例如孔繁森。这一类官员在中国民间往往被称为圣人。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这些中共领袖和他们的决策班底，在历史长河中做出的很多决策（如毛泽东在中共建国初期进行抗美援朝，如邓小平在顶住党内右派压力平息六四风波后继续顶住左派压力继续改革开放），尽管很多时候伴随着巨大的争议，但是他们并非为那些“虚名”所禁锢。
例如习近平在今年刚刚修改的国家主席任期，他难道不会想到随之而来的巨大争议吗？ 当然会想到，但是他同时会想到，今天中国深化改革事业未竟，政治社会框架尚未完全达成，在习近平卸任之后，“一带一路”、扶贫、国家治理改革等政策能否得以延续？中共党内的腐败、保守力量会否发生反扑？是否还会有人如薄熙来、令计划、周永康、孙政才那样，忘记为政者的根本，将所有精力放到最高权力的争夺之上？这些都是习近平不得不考虑的，也是“修改国家主席任期”的现实原因。
中国古人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习近平两会时候说“功成不必在我”，读懂这两句话，就读懂了习近平这些年来做出任何一项重大改革判断时的心态，也就读懂了在中共的政治文化中，在习近平的政治认知中，资产阶级政客和无产阶级官员的根本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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