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是为《上海反邪教简报》“湛露论坛”而写，刊发在该刊2017年第3期（内部资料）。初稿写就后，东华大学陈敬全老师就第一条提出了修订意见，我对该部分做了较大调整，变更为“普及‘四科’的两个片面性”。下文为初稿，即未修订/调整前的版本。
早在2002年，我国就颁布实施了《科普法》，而且迄今是世界上唯一专门为科普工作立法的国家。自此之后，我国科普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具体表现在公众科学素质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众比例从2003年的1.98%上升到2015年为6.2%。但是据2015年的调查数据，除上海、北京、天津三地的公众科学素质达到西方发达国家2000年左右的水平外，其余省份还有较大差距。为此，国务院办公厅在2016年2月印发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紧接着4月科技部、中央宣传部印发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2017年1月教育部印发了《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从今年秋季起，小学科学课程起始年级调整为一年级。所有这些为我国公众科学素质的进一步提高提供了准则和保障，但是毋庸讳言，当前我国科普领域同样面临着三个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当前和未来的工作。笔者不揣冒昧，分析如下。
一、空洞地弘扬科学精神
现在“科学精神”似乎成了一个标签或者口号，但凡能与科普沾点边的事情，总要把它奉为至尊。这看起来无可厚非，但一般所言的“四科”是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现在抛下前三个不论，单独拎起一个“科学精神”来，宣传效果可能一时见效，但长久看不但是下策，还可能要把原本准备弘扬的“科学精神”丢掉，甚至反其道行之。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一种思想作祟，就是觉得“科学知识”层次太低，好像都不好意思去提、去学习，上来就谈方法、思想和精神。甚至出了有不少专门谈科学精神的书，全是一些空洞的辞藻，味同嚼蜡。笔者认为全面落实“四科”，重中之重不是方法、思想和精神，而是（科学）知识。道理很简单，方法和思想蕴含在具体的科学知识中，精神是这三方面的升华，是一种科学态度，正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知道大喊科学精神的底气何来，又如何操作、实践？
比如现在科普领域吵闹最凶的转基因问题，科普工作异常困难和被动，根本的原因在于转基因科学知识普及得不够，或者说公众在这方面欠缺，而不是什么缺乏科学精神的缘故。基本的科学常识、知识不明白，就容易人云亦云，丧失判断力，谈什么科学精神都是浮云。所以当务之急是向公众普及基本的转基因知识，告诉他们转基因技术是什么，为什么要使用这项技术，是否足够安全等。当然普及的方式、策略都需要花些心思。
因此，现在宁可“少”一点科学精神，多一些科学知识，只有公众清楚了基本的科学事实，才能站稳脚跟，而不至于跟着某些纯粹为了吸引眼球的媒体跑。
二、媒体无底线大肆造神
现在社会上各种“大师”粉墨登场、层出不穷，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许多媒体做了幕后推手，称其为帮凶也不为过。前一段网友揭发的被戏称为“中国最忙碌的虚假广告表演艺术家”刘洪斌就是一个典型，以各种伪专家的身份向观众推销各种“包治百病”的神药。媒体监管部门长期失职，媒体为了广告费丧失良知底线、任其包装忽悠，结果遭殃的是老百姓。
还有一种怪现象就是，电视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大肆造神。比如江苏卫视《最强大脑》曾展示一位智力低下，但拥有快速心算能力的青年周玮，后被媒体炒作为“中国雨人”、“数学天才”、“中国爱因斯坦”等。后来打假斗士方舟子才站出来指出，那种运算只需要掌握一些简单的计算技巧，不能说明周玮是个什么天才。事实证明那种运算普通人经过简单学习或培训均能完成，并不神秘。
再比如2016-2017年，央视“挑战不可能”栏目用数期节目推出一位可以靠人体“声呐”进行辨识物体（形状、材质等）的“特异功能”者陈燕（见本人博文：警惕呀，新时期的耳朵识字）。人的超常功能，有一些是靠后天训练可以实现的，比如上面提到的某些快速心算，但是有的所谓“特异功能”是无论后天如何训练也无法成功的。比如摆脱重力，自己把自己提起来，这无论如何做不到，因为这违反基本的物理常识。人体的生理结构决定了无法产生高频的声波辨识物体，如果某人声称有此功能，就需要拿出超常的证据，而不是通过央视这种表演节目宣称。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节目组就用科学原理进行包装、展示，本身就是在搞伪科学。
不禁想起上世纪90年代“神功大师”群起之时，那时的“耳朵识字”、“隔瓶取物”、“意念弯勺”等等神功多去了。如今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沉渣泛起，公众一定要擦亮眼睛、保持警惕。
三、反科学思潮误导公众
这里所言的反科学思潮主要是指1970年代后，西方后现代思潮与库恩之后科学哲学合流的产物。这种思潮有两个明显特征：第一是相对主义，试图解构科学知识赖以存在的客观实在，甚至认为占星术与天文学、巫术与医学没什么区别；第二是知识的权力学说，也即把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社会因素无限放大，认为科学知识是权力、利益运作的结果。这股思潮的危害很大，因为它们试图消解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所以西方科学界进行了坚决反击，引发了著名的“科学大战”。
国内迎合这股反科学思潮的人士主要集中在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教育界，他们时常以反思科学、反科学主义之名行事，实质上兜售后现代反科学思潮。1920年代胡适在“科玄论战”中就大声疾呼，我们只有做官发财的人生观，只有靠天吃饭的人生观，只有求神问卜的人生观，……我们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如今拜科学所赐，民智已开、社会发达，这何尝不是20世纪初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崇尚、追随赛先生的结果？哪里会料到近100年后一小伙人喝倒彩说什么“警惕科学”、“反对科学主义”，中国自然辩证法的老前辈龚育之先生曾开玩笑地讽刺说，懂科学与不懂科学的都在那儿批科学主义，成了中国知识界界一部分人的一种时尚。
科普事业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其小而言之，关于个人能否适应科技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大而言之，关乎国家的科技竞争力与持久的创新能力。其持续提升，有赖于国家政策层面的有力推动，有赖于学校科学教育体系的完善，有赖于课外科普活动的促进，有赖于大众媒体的宣传和引导，有赖于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要有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和行动。不当的思潮要批驳，不对的做法要纠正。如此，我国科普事业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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