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罗拉离开中国后又借Moto X投石问路，Google借Google Scholar希望撬开中国市场一角，不少外资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之所以如此，缘于外资看到中国将从“世界工厂”到“消费大国”转型的趋势。
中国生产型社会的形成，既有西方工业化道路的经典原因，又是前30年重化工业优先发展、后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非均衡战略所致，但进入消费型社会是大势所趋。
从西方国家发展路径来看，消费社会的形成吻合工业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进入“后工业时代”之后，生产能力过剩，财富原始积累完成带来消费主义盛行，技术革命带来的大众消费井喷，加之不断演化的金融创新打消负债顾虑，共同驱动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的社会过渡。
就中国而言，当下也出现了这种转向需求与趋势：一方面，曾经的经济主要拉动力——投资与出口在2011年后高增速回落放缓；而固投结构中，依然表现为倚重于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乏力。另一方面，中国消费进入爆发式增长期。中国人均GDP达8000美元，从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看，正值消费加速期；消费也已经连续3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驾马车”，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3.2万亿元（增10.4%），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4.6%。
具体而言，中国庞大消费潜力和消费结构升级构成我国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主要推动力。
首先，从消费潜力看，作为中流砥柱的中产阶级迅速崛起。
《The Economist》称，中国大陆中产阶层规模在2016年已达2.25亿人，2020年预计增至4.7亿人，为消费带来一波新的人口红利。
其次，从消费结构升级看：一是消费升级有其必然性，
从改革开放初期粮食消费下降、轻工业消费上升，到80、90年代的“新三件”替代“老三件”，再到现今第三次消费升级，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论。
二是消费从单一的“盯价格”扩散至追品质、要概念、求体验。
从LV包的身份象征到无印良品的环保意识，商品附加值取代“性价比”成为关注重点；品质消费替代低质消费，买不是“剁手”，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享乐型消费逐步形成，取代温饱型消费。
综上，中国进入消费型社会既是由生产与消费间的矛盾规律主导，也与工业社会的内在逻辑相吻合，更是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2020年，全球或将形成欧洲、美国、中国三大消费市场，德勤更是乐观预测中国消费市场规模有望在2019年居世界首位。届时三大消费市场将各有特点：
一，欧洲崇尚极简主义消费。
在商品经济发展到高峰后，遵循物极必反，推崇少即是多、化繁为简，消费回归其功能；但极简不代表苦行，甚至绝大部分还提倡“买体验”、“买精神”，是“有钱不任性，简约重品质”。
二，美国延续“透支式”消费模式。
“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2016年第四季度美国家庭总负债高达12.58万亿美元，与金融危机开始时2008年第三季度的峰值相当。虽从本质上看这种消费主张暗藏高债务风险、难以为继，但作为美国的“光荣传统”也难即刻规旋矩折，且即使走下坡路亦是“瘦死骆驼比马大”。
三，中国混合式消费。
网络消费、跨境消费、奢侈品消费、物质消费、精神消费、体验消费等相叠加。截至2016年中，网络“剁手党”规模达4.48亿人，全年线上购物规模占全球35%，稳居世界首位，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达6.3万亿元；2016年，中国人买走全球近一半奢侈品，奢侈品消费额高达1204亿美元，其中77%发生在境外；精神消费进入爆发式增长期，以电影为例，去年内地总票房达457.12亿元，较2014年的296亿元，两年激增55%。长期来看，则将走向精致型消费，“既要日用必需，也要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
跨国企业也将在这三大消费市场的背景下，重新谋篇布局，最终实现复式的三足鼎立。
一是分散经营，“一条腿在内，一条腿在外”。
研发、生产、销售等多线布局，则可避免“在一棵树上吊死”、实现自由进退，此外更享洼地效应。以税负倒置为例，去年被踢爆在3家海外子公司藏匿1811亿美元的苹果，从上世纪80年代就推出“双爱尔兰加荷兰三明治”的税务战略。
二是差别对待。
在三大消费市场推出的产品、架构机制、甚至到当地机构合作也不尽相同。从德国大众大打“政府牌”到洋快餐里烧饼、油条套路满满，公司产品的“本土化”已初现端倪；合作方面处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阶段，架构机制的调整或将是“最后一公里”。
三是升级与替换。
外资中低端产业有的离开中国到越南等劳动力更低的国家地区，但高端产业正在加速进入中国。据商务部实际使用外资数据，2016年服务业中，信息和咨询服务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综合技术服务业、分销服务、零售业分别同比增长59.8%、112.8%、66.4%、42.9%和83.1%。制造业中，医药、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分别同比增长55.8%和95%。伴随跨企重新调整与布局，未来或将在中国重新看到“外资热”，毕竟谁也不会舍弃中国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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