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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深圳首任书记逝世 回顾邓小平时代改革闯将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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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一批中共改革派官员在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带领下,“大闹天宫”,“杀出血路”,打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从此带领中国走上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北京时间2018年4月10日16时19分,当时的改革闯将之一,曾以“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主动请缨创办特区的吴南生在广州逝世,再次引发外界对深圳特区的成立过程以及当时的那一批中共改革派官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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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4日,广东广州,吴南生参观“抗战老游击战士影像展”(图源:VCG)

吴南生:最早的特区倡议者

提及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一定绕不开一个人物——深圳首任市委书记吴南生。他最早提出“广东先走一步”,并以“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申请创办特区。1922年出生于汕头的吴南生,突破了当时中国计划经济的桎梏,开辟了一条“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新路。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历“十年文革”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着手进行拨乱反正,通过1978年12月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的念头在一些开明派官员的心底萌芽。这其中以广东省官员群体为最。因为在中国大陆经济满目苍夷的同时,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却早已实现经济腾飞,位列“亚洲四小龙”之首。面对经济繁荣的香港国际化都市,深圳乃至广东大量农民外逃偷渡香港,广东的地方官员们承受着很大的政治压力。

1979年初,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率工作组赴汕头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当地敝破败的景象让出生于此地的吴南生产生了改革的设想:在沿海划出一块地方,减税收、简化手续,打破条条框框,下放权力,彻底开放,办出口加工区,利用外资发展经济。

当年的中国农历正月初六,吴南生用电话给当时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杨尚昆(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及省委发了一封长达1300字的电报,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这敲响了中国改革开放设立经济特区的前奏。1979年3月3日,吴南生在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再次建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沿海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吴南生主动请缨,提议由他自己先在汕头作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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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2月21日,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期间于深圳看望习仲勋(图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习仲勋:带领广东先走一步

吴南生对于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功不可没,但是在推动经济特区成为可能的过程中,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则不可或缺。

在当时,吴南生设想得到了习仲勋和省委常委们的赞同。一次商讨过程中,习仲勋当场说:“要搞都搞,全省都搞!”最后他们商量,在汕头、深圳、珠海3个地方搞,并将试验区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1979年4月,中共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上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南海“要权”:“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邓小平批准了广东省领导班子的设想,并建议这几个地方的名字就叫“特区”。

3个月后的1979年7月15日,广东省的要求得到批准,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即著名的1979年中央50号文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由此广东先于大陆其他地方率先改革开放,以至于直到今天广东省仍然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和排头兵。

那些不可或缺的改革派官员们

广东率先改革开放,当时非议不少。有人指责,广东清远国营企业实行承包制,给职工发放奖金,搞物质刺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习仲勋到清远实地考察后,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在全省推广清远经验。

中央50号文件下达后的1979年9月20日,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来广东。在9月22日与广东省委主要官员会谈时,谷牧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空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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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1月,任仲夷(前排左二)陪同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前排右二)考察深圳经济特区(图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习仲勋对吴南生说:“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于是,吴南生负责筹办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深圳、山头、珠海),兼广东省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同时还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深圳市长。他曾在多个场合回忆,那是“提着脑袋办特区”。

吴南生负责筹建特区后,第一件事就是研究、起草《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阅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吸收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收集世界各地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出口区的资料、邀请有关学者专家以及港澳经济界人士多次举行座谈会之后,总负责的吴南生提出了“资为社用”这一命题。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仅有2000多字,但是自1979年8月开始,从起草到公布,前后花了一年的时间,作了13次修改,可谓字斟句酌。

1980年4月14日,广东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之后,吴南生委托当时恰好到广东视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将条例交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同年8月26日,条例获得叶剑英亲自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当时的中国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代表国务院作关于《条例》的说明。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批准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

1980年11月,习仲勋被调回北京,广东省由另一位改革者任仲夷接棒。习仲勋在广东执政总过不过两年零八个月,但是他和当时的中共元老万里、谷牧、任仲夷、项南一起为整个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树立了典范,被称之为“改革五元勋”。

1981年3月,吴南生虽然不再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正在中共党校学习的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被派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但吴南生仍然是省委分管特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直到他1985年9月转任广东省政协主席,才不再分管特区工作。

改革从来就不是一件易事。任何人都是在不断探索中,尝试前进。在这些早期的改革派官员之后,中共政坛勇于改革的官员们不断涌出。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突破禁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阻碍改革的堡垒。

站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间轴上,回望中国改革初期,虽然40年的时间跨越让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与当年的改革开放背景已经截然不同,但是那个时代中共改革派官员们勇于担当的精神和品格,依然是今天的中共官员群体——无论高层到地方——不可忽略学习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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