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期不断爆出的高校导师性侵事件，给校园性骚扰问题敲响了警钟。探析问题造成的原因，还应归咎于高校氛围中所形成的官僚文化，以及中国教育制度的不完善。分析人士表示，在建立校园反性骚扰机制的基础上，严惩性侵案责任人，对潜在人员形成震慑作用。
大学时代的高岩（图源：@叶子5613878812）
导师性侵案频发
二十年前，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北京大学学生高岩因被一名教授强奸后，自杀身亡。二十年间，这位名为沈阳的“长江学者”遭到警告后却一直在辉煌中继续指导学生。
十二年前，同样在北京的一所知名高校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罗茜茜和其他多名女生遭到导师陈小武的性骚扰，事件在2018年1月初遭曝光后，陈小武被撤销任职资格。
2014年6月23日，网民微博爆料厦门大学博导吴春明以指导论文为由，通过利诱或威逼等方式诱奸女学生。
2017年年底，西安交通大学在读博士生杨宝德因“出国无望，学术无果”被发现在西安灞河中溺亡。其女友称，杨宝德读博期间，女博导周筠曾安排他做许多琐事。后来校方称，周筠确实存在让学生到家里打扫卫生、陪同超市购物、洗车等行为，周筠的研究生招生资格被取消。
此前的三月份，武汉理工大学研三在读学生陶崇园坠楼身亡，事发后，其姐姐在网上发文称弟弟长期遭受导师压迫，甚至要叫导师“爸爸”。
这一系列的校园性侵丑闻绝不是偶然的发生，“海面上漂浮冰山之下也许是更惊人的黑暗”。这背后是“权力”阻止学生反抗，仅是简单的“撤销资格、停止招生”令逝者难以安息。
杨宝德博士导师周筠（图源：VCG）
导师背后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性侵案责任人导师中，多名属于“长江学者”。近年来中国不断爆出“长江学者”的丑闻，如山东大学长江学者陈哲宇涉嫌贪污、武汉长江学者涉嫌造假，等等。
长江学者，由中国教育部主办。其中的特聘教授在中国学界的地位，仅次于两院院士。由于中国为了提高高校的科研水平，对长江学者支持力度是最好的，他们可以获得较多的科研经费。但据悉，对于入选者来说，也鱼龙混杂，有的并没什么学问，一些人凭借着背后的势力进入。
不仅如此，在中国还有好些类似的以各地江河山川命名的“学者”。他们身上被赋予了太多的荣誉和金钱，只要挂上这个头衔，就成了各个大学争抢的对象，要钱给钱，要地位给地位，即使犯点师德上的错误，学校也会包容之。
知情人士透露，但凡是个长江学者，就意味着不仅学术是官方钦定的大腕，而且政治上可靠，而且多名长江学者，学校在各种官方评比中，还能提高分值。因此，在各大高校，这些所谓的学者也成为争抢的对象。
这就造成了导师们权力过大，且缺乏硕士生和博士生权利保障机制及可能的退出机制。这就使得导师可以凭借其评价权，肆无忌惮的“为难”学生，达成包括“潜规则”在内的各种非正当目的，学生很难寻找到恰当的维权方式和渠道，甚至不能设法回避。
中国教育的弊端
在上述陈小武事件曝光后，负责高校工作的中国教育部曾重申：“对触犯师德红线、侵害学生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教育部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搔扰的长效机制”，不过，声明中没有说明这一机制的具体内容。
对于追责方面，教育部也仅仅是取消了陈小武的长江学者资格。有舆论称，教育部没有表现出特别的重视，处罚太轻。
其实早在2014年，中国教育部就曾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明确列明出现学术作假、性骚扰等问题都要严肃处理，但并未有明显效果，而涉事教师甚少受到实质性的惩罚。
而官僚文化也是中国高校特别严重的问题，大部分学校不再追求“学问”，而是“创收捞钱”“唯利是图”的交易市场。只要能“多、快、好、省”地捞钱，大学可以出售假文凭；可以“扩招”滥竽充数；可以面向社会开办“培训班”；可以给“权钱人物”发放荣誉学位……
扩招、教育产业化、导师兼职等等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中国的教育已发生了实质上的改变，不是作为教育来办，而是把教育作为商业来办。是一种政策上的失败。
同样在官僚主义氛围下，中国高校导师性侵案不断发生，主要原因是教育部“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分析人士建议，高校把反性骚扰制度建设视为工作重点，保护弱势群体的学生利益。建立相关制度形成一种威慑机制，加大对这些性侵害责任人的处置力度，杀一儆百，彻底扭转潜在性侵害分子的心理驱动机制，让他们不要再把学校当成性侵害的乐园而为所欲为，而是自知收敛，从而改变校园风气。
也有分析认为，应通过中国教育系统的体制改革增加教育服务资源，形成教育系统的激烈竞争，产生一批真正重视教育、关怀学生的教育机构，而不仅限于那些官办大学仍然在一手享受源自于纳税人的财政支持，另一手包庇纵容性侵害分子、危害中国的未来。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