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发文指鸿茅药酒为毒药，广东医生谭秦东被跨省抓捕事件引发关注。舆论压力之下，谭秦东已于北京时间4月17日晚间被取保释放，获释后谭秦东首先对媒体表示了感谢，称“媒体就是最大的监督”。
谭秦东被捕前与获释后（图源：@张智勇律师）
其实这背后所折射出的问题是，尽管中国已在互联网领域成为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媒体的监督仍相对匮乏，甚至可以说，目前已成为几十年来最为匮乏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势形成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得出结论。
深度报道的大量“消失”
以中国央视每天播出的新闻栏目《焦点访谈》为例，不仅深受大众欢迎，还被中国前总理朱镕基评价为“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由此可见，新闻监督不仅仅是揭露丑态的重要手段，还是社会民主法治的重要推手。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一项重要功能，而这项功能主要来自于深度报道的承担，而随着近年来新媒体的发展，大部门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消失”。
2015年中国媒体界迎来深度部密集撤销潮，包括《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京华时报》、《华商报》等多家深度报道部遭撤。
深度报道部尽管是媒体行使舆论监督职责的利器，但由于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单篇报道的耗时长、产量低、政治风险大、版权得不到保障等原因，成为整个报社最经济投入较大的部门。如何维持经济效益成为了媒体决策者考虑的首要问题。
中国新闻工作者朱学东曾表示：“在媒体机构经济宽裕的时候，养一个这样的部门，多少还能给机构带来些职业的荣耀，但是，遭遇经济压力之后……把余粮供给给政治正确的时政社会报道，供给给多快好省不会惹麻烦的经济报道，在一些人眼中自然算是一种优选。”
早在2013年开始就出现了深度报道记者离职潮。《京华时报》深度报道部主任康少见转投腾讯；《新京报》深度报道部副主编张寒转投今日头条；《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王星转投搜狐；《财经》杂志记者欧阳洪亮转投新媒体机构……
消息人士指出：“传统媒体深度新闻的操作遇到了很大的政策性限制……无论是记者还是上层的副总、主编辑，压力都特别大。很多我们感兴趣的选题都没办法操作。”
而部分深度报道记者的遭遇也令人堪忧。2014年，自称有新闻理想的《新快报》财经记者陈永洲因涉嫌损害企业商誉被判一年零八个月的刑期；2015年10月，《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记者刘伟因多次报道“气功大师”王林案被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刑拘。
上述媒体人中时有发生的新闻敲诈事件，有的揭黑性报道异化成媒体谋利工具，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媒体的声誉。
也有资深媒体人士称，媒体行业公司内部出于安全等因素的考虑，也会放弃一些风险较大的深度报道。当然这方面的原因就在于，上级政府对于媒体的监管压力。
政府对媒体监管的加强
中国政府在今年三月份成立了一个统管包括从电影到电视节目到书籍的各类媒体监管机构——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近日该局还约谈了“今日头条”和“快手”两家网站的负责人，要求两家公司就“播出有违社会道德节目等问题”进行整改，广电总局随后还责令“今日头条”永久关停“内涵段子”客户端软件及公众号。
中国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指出，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对网络直播和短视频的监督管理，净化网络环境。这一系列的措施，被外界认为是对媒体监管的加强。
分析指出，在这些监管实施过程之中难以达到公平对待的执行效果，甚至有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在官方的整改打击中，还意味着失去一些深度的、真实的和能起到监督作用的媒体报道。
一个发展的社会少不了媒体的监督。中共十八大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的反腐行动，这其中还发布了《中共党内监督条例》，其实在这之外的舆论监督，也同样重要，不可忽视。
“遥想当初人民日报没开口之前，微博话题删除，相关报道封锁，人民日报一开口，国内新闻界争先恐后，人人都来咬一口”，“谭秦东和妻子非常感恩于媒体朋友、中国医师协会、校友会、丁香园和各界朋友侠肝义胆的关心与帮助，令秦东能重新呼吸到清新自由的空气。”这充分显示出中共党媒在舆论中所起的作用。
大到影响公共安全，小到个人事件，舆论监督就像“瞭望人”一样，指引着社会正常有序的发展。
回到当下，谭秦东正是通过《新京报》旗下的人物专访栏目《局面》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尽管有些深度媒体已经“消失”，但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财新》《新京报》等大陆媒体的深度报道，甚至是深度专访等新兴深度报道的复出，将成为媒体监督的主力，发挥着他们强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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