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利用帽子评价人才合理吗？
人才流动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人才的评价，解决为什么要引进你的问题，或者说是价值的问题。可以想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请专家评价”，就当是所谓的“同行评议”吧，这样大家能够接受以帽子评价人才的合理性就显现了，那是同行评议的结果！！所以各个高校抢夺这些人才没有毛病！自然价码也就上去了！！为什么大家觉得不满意呢？是因为这种评议往往限制名额，比如杰青是200人每年，就假定我们可以分出1,2,3,4的排序，那么200名和201名有差别吗？杰青是个人自主申报（广泛参与权），长江则限制每个高校同一学科（大学科啊！不是谁都可以参与玩的）申报1人，更难比较了，那就数SCI数吧，SCI不行就获奖。。。。。因为谁也提不出大家都接受的评价办法？？
所以现在问题已经很清晰了：谁应该为第201名和大学科所谓的第2名评价？？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政府层面有形的手”主导了前200名的人才评价，而后200名则留给了“市场层面隐形的手”，所以目前人才评价的现状就是政府层面和市场层面的双轨制，还有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的双轨制！由此引发了院士、校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在“两会期间”就人才评价及流动提出的种种怪相。这种双轨制下必然会有人获得非正常但合法的巨大收益，这实际上是全社会为维持这种“评价双轨制”买单。
关于“双轨制”经济上最知名的是“价格双轨制”，并间接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巨大变革，我们1970年代的人比较熟悉了。这段中国1980-1990年代历史大家可以查查网络，是发展的过程！1993年大学上课老师讲“有计划市场经济”，突然不讲了，因为要进行“市场经济”变革。1993年中国社会的标志性事件是“邓小平南巡”。
二 为什么不应该限制人才流动？
最近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是各个城市爆发的“抢人大战”，包括坐拥北大、清华两座宏大学府，看不出怎么缺人才的北京，讨论往往又与房价及房地产市场相联系。“抢人大战”是政府在唱主角，也再次间接认证“人的充分自由的流动将是未来中国最大的红利”的判断。实际上仔细观察，提出限制或规范人才流动的似乎是教育部，包括某年（5-6年前？）我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实名向长江学者奖励办公室提议：取消“长江学者申报必须原单位同意”的条款，未获理睬。是教育部跟地方政府唱对台戏吗？至少行政上二者没有隶属关系。地方政府职能是提升地方活力及发展地方经济，而人才不可或缺；教育部职能是平衡全国的教育资源，人才流动显然存在打破平衡的危险。
对教育部而言似乎要装下全国的“一盘大棋”，必须看到人才培养是全球性的了，而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看看中国为世界贡献的留学生数量，看看海归人才的数量，以前这些都是看增长率，现在都可以看绝对数了，就已经很清楚了，当然我们还出了普林斯顿的“讲席教授”颜宁。就国内而言，互联网、快速交通和物流业等发展已经将空间的距离极大压缩了，大学教育1998年自主择业开始，培养也不在是为“地方服务”的概念了，所以教育优先发展的策略应是“生均教育经费的全国一致，包括小学至大学教育的全部阶段”，因为培养的人才都是中国的，都在为中国服务，甚至服务于国外及全球。
这个操作起来也不难，如全国总教育经费占GDP的4%为总量，中央政府根据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进行财政补贴计算即可。若如是，显然西部相对不发达地区学校教育会获得更大的经费支持，自然教师待遇也会提升，同时全国性的人口流动也不会受制于“户口”等的制约，减少“留守儿童”及“少年失学”的现象。可能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是，清华大学获得的经费会减少吗？似乎不会，越是好的高校获得经费的渠道越是多样，如竞争性的研发经费、私人及校友捐助等等。
最后，将我的观点总结一下作为本文的结束。首先，全国性的人口流动是不可逆转总趋势，人才更是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教育部门要顺应大势，从全局性的角度布局，优先实现全国教育经费的统筹，将是利国利民的当前大事！！其次，在人才的评价上要逐渐地消除双轨制，这依赖于政府层面的逐步退出，让它回归到“科研共同体”的内部。事实上近5年，我国几乎每年毕业了世界最大总量的博士生群体，获得了世界上投入最多的科技及研发经费，政府退出科研评价层面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而国家需求则通过竞争性的科研资源投入加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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