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改革开放；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国际化；科学评价
今年是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亲历者，回忆往事百感交集，许多相关事件恍如昨日，浮现眼前。我们这些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人经历了国家改革开放前后数十年的变迁。我们可以客观公正分析对比改革开放前后国家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变化，从中领悟出一些值得后辈们深思的问题，供他（她）们健康成长过程中不走或少走“弯路”参考。当然，为了话题具有针对性和客观理性，我选择“高等教育”作为讨论话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谈点四十年来我国大学享受改革开放“红利”的认识。
我们学校前身的北京地质学院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重创（文革中首都“五大学生领袖”所在高校，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在改革开放之前三年被迫从北京迁址武汉，1987年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目前在武汉和北京两地独立办学。改革开放前，学校与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上的其它七所国家重点大学一起成为我国具有鲜明行业特色的著名“首都八大学院”（农机、林业、石油、矿业、地质、钢铁、航空和医学）。她们培养了大量国家经济建设栋梁之才，为我国基础工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我留校任教已经8年。因此，我经历的改革开放主要体现在大学教师“教学和科学研究”只能与状态的变化，这些变化带有鲜明的“改革开放”烙印，荣我娓娓道来。
先说大学教育。在我的记忆里，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职能主要属于“传授知识”，这一基本特质至今没有根本性改变。我留校第二年的1971年，学校在湖北丹江校办地质队招收了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学生来源的知识基础从小学（其中有的年龄相当于我的长辈）到1966届高中毕业生（比我晚一届）。我们这些“老五届”（指文革中毕业的1966至1970届），尤其是我们1970届留校任教的“新工人”（按照清华大学对1969和1970届留校教师的称谓，区别产业工人）没有经过完整的大学本科学习。由于处在文革中，有的老教师还没有完全“解放”，恢复教师身份，只好让我们在课堂上“滥竽充数”给这些“工农兵学员”上课，可以想象这样的大学教学质量怎么可能得到保证。
改革开放在教育领域的显著标志是恢复了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高考，众多莘莘学子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国家开始派遣大学中的学术骨干前往欧美大学访问学习，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理念和思想；另一方面海外留学人员逐渐回国充实大学教师队伍，使得我们的大学教育从形式到内容发生了大的变化，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高等教育理念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大学管理。同时，我们这些“先天不足”留校任教的大学老师乘改革开放春风，勤奋刻苦学习，严格要求，努力提升教学水平。例如我在担任助教期间，既当老师又当学生，多轮跟班完整听完所有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大大提高了自己的专业教学水平，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包括博士生导师），逐步成长为了一名合格的大学教师。
当年有一件与改革开放相关的事件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82年我们晋升讲师时，除了其它常规条件（多数条件依然属于论资排辈）学校首次要求统一考试英语，并作为晋升职称的必要条件，显示了一点高等教育向“欧美国家”学习势头。由于我们原先的第一外语是俄语，英语属于“自学”，大家英语水平普遍较低。然而改革开放使我较早意识到学习英语的重要性，通过自学英语打下了一定基础。我在这次职称晋升英语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教研室8位申请者中只有我及格，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改革开放使得大学学习英语蔚然成风，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有力保证。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广泛国际化高等教育理念使我意识到，大学本科专业教学不仅是向学生讲授书本知识，还需要传授“基础知识、前沿知识和应用技能知识”，同时还要向学生传达治学理念，为他们成为一个“通才”奠定基础。至今多位学生回忆当年我的教学风格时如数家珍：留学澳洲和英国的TYT教授（国家青年千人）记得我当年强调同学们要注意阅读高山教授（后来当选中科院院士）发表在国际专业刊物的代表性著作：“中国东部大陆地壳地球化学组成”；SJJ博士（休斯顿大学助理教授，当年我担任他们的学术班主任和主讲“地磁学”课程）说，他至今记得一次班会，我问同学们谁上过美国两大地球物理（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 AGU和美国勘探地球物理学家协会- SEG）网站。留学日本的WD教授说，他对我上课时“强调同学们要有思想”印象深刻。还有一位拥有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万人计划三顶帽子的学生（留学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期间对我科学研究的热情和风格记忆犹新，我们之间始终保持亦师亦友的融洽关系。
科学研究享受改革开放的“红利”最大。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们国家高等院校主要以本科教学为主。研究生学位教育始于改革开放之初，据说我国18位首批博士学位颁发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彰显其神圣与庄严。文革前，我国部分大学只有一些规模小的研究生学历教育。因为，那时大学教授基本没有科研项目支撑，研究生教育实际上“徒有虚名”。在我的记忆里，改革开放前学校图书馆基本上没有及时更新的图书文献资料，尤其是外文资料。由于国家穷，不能直接订购国际原版图书和期刊，只有在西安、广州等地设置了几家国际图书和期刊文献影印机构，每份杂志只需购买少量原版，然后影印后向全国大学和科研单位发行。显然，这属于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当然，那时候我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组织，管理者们普遍缺乏知识产权意识。
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是改革开放在科学研究发展重要阶段的显著特征。上世纪80年代中我首次以讲师身份应邀在一个全国性学术会议上作大会报告，引起学校一位知名教授（后来当选中科院院士）的注意。为此，三年后，他推荐我与丹麦哥本哈根教授就一项“古地磁”项目合作科学研究，所有经费由对方支付。此后促成我1994年首次出国前往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访问交流，并顺访德国基尔大学，全面开启了我的国际合作科研和交流历程。
改革开放10年后，国家成立了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这是我国科学界的一大盛事。这是科学管理向欧美先进国家学习成立的国家级第一个面向全国“童叟无欺，老少咸宜”的科研投资机构。为此，我及时组织申请并前后获得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其中一项为青年基金项目（高山负责），另一项为我负责的面上项目，彰显了国家基金项目评审的公开、公正和公平。记得我获批面上基金项目的当年全校获批的面上项目只有8项，青年基金只有5项（其中现任校长和一位副校长各一项）。此后，全面开启了我的基础科学研究之旅。
科学评价是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基本特质。她充分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促进我国学术机构和个人“自由、公正、公平”有序竞争的有利手段。科学评价有力地遏制了我们传统的“论资排辈”，“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落后思想。摒弃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人治”思维。在科学评价中最为显著标志是通过引入三大检索（科学引文索引-SCI, 工程索引-EI和会议索引- ISTP），开启了我国学术机构和个人的适度量化指标评价机制。记得当年南京大学率先在全国高校引入SCI，并连续6年SCI收入论文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一。记得1992年我们学校公布的国际SCI论文只有8篇，1998年国际SCI论文也只有16篇，而目前已经翻了几十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采取适度量化指标的科学评价机制，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调动了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大大提升了我国科技成果的国际竞争力。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大学开始恢复教师职称晋升，但那时基本属于“论资排辈”，例如晋升副高和正高者多数为文革前的讲师和副教授。我们学校在改革开放10年左右后，开始实行“破格晋升”职称举措。其中1990年地质矿产部的副高破格还有一段趣闻。当年我们学校按照部里要求，只能提供15名破格候选人。在学校选拔候选人时，高山博士位居第16名，眼看就要失去这次地质矿产部的破格晋升副高机会。这时传来学校可以再补充5位候选人参与破格答辩，这给高山博士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机会，他在地质矿产部副高破格晋升答辩中“一鸣惊人”，其事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进行了报道。
改革开放给我国政治经济生活带来勃勃生机。习近平同志最近指出，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只会开的更大。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历，我有几点深切体会：
1、改革开放的最大变化是“打开了国门”。我们国人从“排斥”到逐步认识和接受国际先进的思维方式。大家认识到普世价值的发展观是人类共同财富，我们应当参与分享。社会公众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从“臭老九”到“香饽饽”，从“知识越多越反动”到“知识改变命运”认识的根本性转变。爱护人才，尊重人才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尚。
2、国家政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形成。我们享受到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在我的家乡，广大农民在沿海企业打工挣钱，用勤劳双手创造财富。他们在家乡盖起了城里人羡慕的漂亮舒适别墅，过上了幸福有尊严的生活。
3、高等教育的公正公平逐步得以实现。大学打破论资排辈，适度的学术指标量化评价机制使得那些凭自己努力勤奋取得丰硕成果的学者获得了他（她）们应得的荣誉、尊严和待遇，并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让大学生享受到那些学术等身的知名教授资源，大大提高了大学的社会地位，让大学生及其家庭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的胜利果实。
4、自由科学研究机制有力促进了基础科学研究的进展。大家逐步认识到“基础科学研究是用金钱产生知识，应用技术服务社会是用知识创造金钱”的普世价值理念。现在国家自由申请科研项目的渠道呈现多样化。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可以全身心投入自己钟爱的事业中，实现了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保证科研人员每周有5/6以上时间从事科学研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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