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习近平主持会议总结一季度经济形势与经济工作。对一季度6.8%的GDP增速，会议定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并决议出台官员政绩考核新办法。这将是中共改革开放40年来官员考核首次重大方向性转变，将深刻影响未来中共政治生态。
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其为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所撰写的论文中，极力推崇中国独有的县域竞争经济制度，张称该制度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制度源头。尽管张在具体经济政策上对北京从来不乏批评。
中国能保持高速的增长30余年，地方各级政府及以GDP增速为导向的官员政绩考核是重要推手。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扮演了维护市场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角色，这包括积极主动的招商引资、推动基础设施的投资、降低官僚主义作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为经济增长提供短期的支持性优惠政策等。
为了获得上级的赏识并争取晋升机会，地方官员为经济增长而展开竞赛。其内在机理，第一，受到政治科层制内的这个政治竞争的驱动，中国地方官员会把中央政府的增长目标层层放大，而且层级越低的政府，其增长目标越高；第二，地方政府实际的增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高于其最初设定的增长目标。
最为近三十年来最强势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在改写中共官员考核规则（图源：新华社）
以中国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时期（2001年至2005年）为例，五年间，省级增长目标的平均值是10.15%，比同期中央增长目标高出2.65个百分点，而五年间省级实际的平均增长率则高达13.07%，这要比中央定出的增长目标高出将近6个百分点。
但这一情况在过去五年已有实质性变化。现在地方政府更愿意调低增长目标，而且之前的那种放大效应也趋于消失。具体表征，前有辽宁、天津相继自曝家丑对外公布GDP造假事件；后有新疆发改委紧急清理下马一批地方投资项目，仅2018年春节期间就清理掉313项投资项目。
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的一项研究，针对中国地方官员弱化GDP指标这一政治趋势称，第一，地方政府设定的增长率目标开始尽量靠拢了中央的增长目标；第二，地方实际增长率与其目标之差出现明显的收缩甚至变为负值的趋势。
上述地方政府行为转变，源于习近平上台以来对中共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首先，习近平提出“新常态”概念，习看到中国经济无法简单复制国王30年透过海量投资获得高速增长的模式，习告诫中共官员要向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靠拢；其次，为着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以及愈演愈烈的环境危机，习将本地方债务风险与官员考核挂钩，并明确终身追责，习还多次提到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最后，轰轰烈烈的中共反腐和党建，迫使地方主官对其治下的政治优先事项重新排序。
分析人士指，上述政治背景下，一方面囿于惯性，地方官员习惯于在原有的GDP考核办法下工作，新的考核方案还未出台，地方官员茫然不知所措，因而出现中共高层多次批评的“为官不为”现象。另一方面，地方官场原有的政商关系格局，官员和商人走得很近，在新时代反腐高压态势下，地方官员为明哲保身起见，秉持“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思想，干脆“不作为”。
中共此番加速出台官员政绩考核新规，恰是回应上述政治现实。作为习近平重塑中国政治和中共官场的重大举措，料该新规将彻底颠覆过往40年的“唯GDP论”指向，且在其执行过程中亦将改变央地关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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