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四十年中，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展现了一个庞大国家，是如何由古老而封建的旧“体制”向现代化全面转型的强大勇气与魄力。
在这个过程中，从传统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与毛泽东共产主义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官员，在历史的舞台上展现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波澜壮阔。他们中从来就不缺乏闯关的英雄，有的人趟过暗礁到达彼岸，有的人却成为改革浪潮中的铩羽者，虽然如此，他们的失败结局并不能掩盖其对中国改革进程的推进和启迪。中国改革不能只关注成功的经验，作为后来者或旁观者，如何从“败局”中提取失败基因，为中国未来改革指明方向，才有当下的现实意义。
“我们老了，无所谓了”，这是中共原总书记赵紫阳1989年5月19日在天安门广场上，对中国示威学生说的最后一番话，从那之后，赵紫阳就从中国政坛彻底消失了。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四十年中，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展现了一个庞大国家，是如何由古老而封建的旧“体制”向现代化全面转型的强大勇气与魄力。翻看世界上任何一段改革史，可以说转型时期的社会通常会动荡不安，思潮碰撞，人心浮动，遍地机遇而又陷阱重重。
在这个过程中，从传统中国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与毛泽东共产主义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官员，在中国这一舞台上展现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波澜壮阔。他们其中一些人，凭借着某些领域的超人直觉，又敢于在机遇降临的那一刻，倾命一搏，有的人成功了，但是有的人却最终“失败”了。
在40年的中国改革历程中，如赵紫阳一般“失意的官员”并在少数，他们的失败结局并不能掩盖其对中国改革进程的推进和启迪（图源：Getty）
如同有人评论梳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商业案例的书籍《大败局》中所说，“这惊心动魄的一跳，只不过最终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成功固然可喜，失败也值得深思。作为后来者或旁观者，如何从败局中提取失败基因，则是避免第二次在同一地方掉进灾难之河的利器。”商场如此，官场也是如此，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中国人或许不仅仅是自豪于对于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还应该看到那些“改革中的失意者”，去反思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其基因是什么？缺乏道德感和人文关怀，缺乏对规律和秩序的尊重，缺乏系统的职业精神？同时也要去看到这批官员也是这四十年改革的一部分，他们是一批又一批的闯关者，改革四十年以来，从来就不缺乏闯关的英雄，只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笑到了最后。
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纷纷聚集，见败兆纷纷逃亡”。但是中国的历史中，却从不乏“失败者”，尤其在改革年代的政坛上。
例如前文所说的赵紫阳，这位曾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官员，作为1979年后“邓胡赵”三驾马车的核心成员，他参与启动和领导的改革运动为中国大陆从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除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外，他还积极提出并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打击贪污腐败，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最终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因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15年，于2005年逝世。
作为“失意改革者”的典型代表，赵紫阳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他展现了灵活的、在意识形态的樊篱间绕行的本领，同时，他也善于把握战局与时机，利用自由派与保守派砥砺所挤出的一个狭小的通道，迅速地将改革推进到“不可逆转”的境地。可以说，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很多基础政策，是在赵紫阳的领导下制定出来的。
因此当中国人在回顾中国改革四十周年时，就不能忽视赵紫阳在中国改革初期“搭梁建柱”中所起到的作用。
与赵紫阳类似，胡耀邦的下台和去世是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动荡和思潮解放的导火索。胡耀邦对于改革开放的贡献在思想上的解放，他给文革后依然肃杀的社会气氛带来了一丝春分和宽容，这种放松的气氛成为今天很多人怀念早期改革开放的原因，我们要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胡耀邦这种做法的必要性。当然，最后让他被“罢黜”的原因也是这种“失之于宽”，对这一点也要清晰的认识。从那之后，胡耀邦的经验中国官员在执政风格怀柔和坚定，尤其用怎样的执政手法去面对改革过程中一些有突破性意义的政策，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无论是赵紫阳，还是胡耀邦，他们的作为改革大潮中“失意官员”的典型，其败局也在于在冲击制度和习俗时马前失蹄。他们在模糊制度的藩篱中，前突后冲，左支右绌，其背后跳动的是中国改革年代的脉搏和一个古老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的观念变迁。
基于此，将选取多名有代表性的“失意的改革官员”，以这种并不成功的中国官员为切入点，去审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以及对未来的启示——如给中国政治带来宽柔之风的，但同样失之于宽的胡耀邦；如搭建了中国改革顶层设计，但在政治上过于“理想化”而脱离中国现实的赵紫阳；在改革上勇于试错，但却完全忽视制度和规则的第一任深圳市市长梁湘；又如在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领域春风化雨，却脱离经济基础看政治变迁的胡启立；曾公开“呼唤阳光政治”，提出 “三宽论”（宽厚、宽容、宽松）方针，却太过拘泥于时局而没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朱厚泽；以及在推动上海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有很多前瞻性的改革措施，最后却因为贪腐落马的陈良宇……转型期的社会是容易遗忘的，以上这些人，都是改革年代“失败官员”的典范，但他们的经验，同样也为今天中国改革的成功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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