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四十年中，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展现了一个庞大国家，是如何由古老而封建的旧“体制”向现代化全面转型的强大勇气与魄力。
在这个过程中，从传统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与毛泽东共产主义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官员，在历史的舞台上展现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波澜壮阔。他们中从来就不缺乏闯关的英雄，有的人趟过暗礁到达彼岸，有的人却成为改革浪潮中的铩羽者，虽然如此，他们的失败结局并不能掩盖其对中国改革进程的推进和启迪。中国改革不能只关注成功的经验，作为后来者或旁观者，如何从“败局”中提取失败基因，为中国未来改革指明方向，才有当下的现实意义。
2018年，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国海南省建省30周年。近期的南海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会议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宣布，海南全岛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这一消息，不仅引发外界对海南的关注，也引发人们对于上个世界八十年代中共政坛改革闯将们的回忆。而作为海南省首任省长的梁湘，亦成为不可忽视的话题人物。
作为中共曾经的改革闯将，梁湘的经历无法复制：他既是第一位建设的深圳特区市长，也是海南省建省后的首任省长；他是被免职的深圳市长，也是被撤职的海南省长。梁湘的身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他敢于试错，勇于打破旧的枷锁，所以能在重重困境中“杀”出一条新路。
1981年10月29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率团访问澳门时，与港澳知名人士合影。前排右起：霍英东、何贤、任仲夷、柯正平、王匡。二排右起：曾定石、马万祺、梁湘、李菊生（图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为中国40年改革历程的参与者，梁湘太过忽视制度和规则，最终让自己越过了中共的政治红线，导致其政治生涯戛然而止。他不仅给后来的改革者留下勇于承担的敢为精神，也警告走向现代化的中共官员们，作为从政者，规矩和红线不能忘却。
穷则思变 在批判中创造深圳奇迹
1980年，中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建立深圳经济特区。1981年3月，已经62岁、正在中共党校学习的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被宣布调任深圳任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且“立刻到任”。
在梁湘之前，深圳特区的第一任主帅是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吴南生是深圳特区的创办者，亦是《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起草者并促使中国人大通过，让中国经济特区并有了法律保障的推动者。但吴南生在深圳的任期并不长，市委书记、市长两职兼顾仅9个月就全数交接给梁湘。所以，原中顾委委员，广东省委原书记刘田夫说，“在深圳真正打开局面的，是梁湘。”中共改革派元老习仲勋则亦评价梁湘在深圳的改革中“功劳最大”。
梁湘到任时，深圳一片荒芜，特区应该办成什么样子？没有先例可循，谁也不清楚。中共中央对特区“只给政策不给钱”，梁湘就朝银行贷款搞基建，结果被认为“透支”、遭到内部通报批评。挨了批的梁湘没停住脚步，他跟相关人员说：“你们大胆办下去，如果错了，要追究责任，由我来负责！”
还是因为缺钱，梁湘推出“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政策吸引港商投资。非议也再次来临，“梁湘搞赤字丢了国格”，“把国土主权卖给外人，是当代李鸿章”，外省一高官考察深圳后甚至痛哭流涕：“深圳已变为香港，成了资本主义世界。”
1981年到1986年，是梁湘从政生涯压力最大的五年，因为针对梁湘的举报信太多，1981年11月，中纪委调查组到达深圳；1982年三四月间，《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痛哉，租地章程》，两篇文章来势汹汹；1982年4月，北京专门召开了有关深圳的会议，“仍然应该坚持计划经济”的论调，外界开始怀疑特区还会不会继续……
1981年到1986年，也是深圳特区建设艰难起步的五年。五年间，梁湘顶着一顶顶“大帽子”，雷厉风行推行物价制度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融资体制改革……一系列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措施接踵而出，“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因此而诞生，深圳从特区一跃成为奇迹。
但天有不测风云。1984至1985年间，中英谈判香港回归，各种争议纷出。不少港人和在港外商中止了回内地投资的步伐。“急于求成”、“深圳走快了，走远了，摊子铺得太大了”的批评声再起。梁湘也终于“中箭落马”——1985年8月3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报道广东省免去梁湘深圳市长一职。1986年5月，梁湘再被免去深圳市委书记职务。
折戟海南，以权谋私还是祸起六四？
1988年4月，年逾古稀的梁湘出任海南省第一任省长，全面主持海南经济特区的开发，又一次闯入一片是非之地。从上任到落马，梁湘在海南的时间只有一年半左右，并没有建设深圳五年的那种跌宕起伏与波澜壮阔。但是梁湘的才华与大胆依然在此期间展现。
1986年，中共高层考虑海南建省的可能性，当年10月，时任中顾委副主任的王震（延安时期，梁湘是王震359旅的部下）通知梁湘去海南（当时的海南还是广东的一个行政公署）做（建省）调研。梁湘欣然受命并很快提交了建立海南特区的报告。知情人事评价称，这份没有公开5000多字报告，从政策到行政体系，从交通能源电信建设到因地制宜的开展种植加工，从总体规划到开发步骤，没有一句空话，是研究海南经济特区发展的重要文件。
1988年8月28日，海南建省挂牌仪式上的省委书记许士杰和省长梁湘（右二鼓掌者）（图源：VCG）
上任海南的梁湘，延续开发深圳的思路。所以当时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大力吸引外资、土地出让或成片开发。位于海南省西北部的洋浦成为实施这一思路的首选之地。1989年3月，正当梁湘准备以省长身份代表海南省政府，和日资背景的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的代表签订开发洋浦70年的意向书时，全国政协委员张维（首任深圳大学校长）在当时的中国全国政协会议上，指出熊谷组的日资背景，批判梁湘卖国，引发了始料未及的政协委员联名上书国务院的“洋浦风波”。
而真正压倒梁湘的，却并非“洋浦风波”。当年7月，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和省长梁湘奉召去北京汇报洋浦开发方案。岂料翌晨梁湘就被隔离审查。两个月后，梁湘从北京转回海南继续关押。1989年9月14日，中国监察部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梁湘“以权谋私”，省长职务被撤。跟他一起下马的还有洋浦开发规划。
但是梁湘是否“以权谋私”争议一直未断。中共老一辈经济学家于光远曾在2008年2月撰文呼吁官方重新评价梁湘。
更多的说法称，梁湘落马是因为在六四事件上的与中共中央唱反调激怒高层：一，《人民日报》1989年4月26日在头版头条刊发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又称“四•二六社论”），各地方官媒都在头版头条转载，《海南日报》却只在第二版（有说第四版）转载。二，六四期间海南省政府曾通电北京支持赵紫阳，反对出兵镇压学生。三，六四后中共通缉学运领头人，赵紫阳之子赵二军化名“陈学阳”从海南出境，关员曾对护照有所怀疑，梁湘指示“护照有效便可放行”。
陨落：成也试错，败也试错
对于梁湘的“倒下”，他的前任吴南生曾对《南方日报》说：梁湘性格太直了，没我“狡猾”啊。历史不能否认梁湘为中国改革的付出，同时，也无法否认梁湘的“成也试错，败也试错”。就如同是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吴南生会意识到推出《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并督促人大通过为特区建设提供法律保障，梁湘在面对质疑时多是“出了问题我担着”的个人豪情。
中共开国那一代，很多官员都带有那种一腔热血、重视情感义气轻视规矩法纪的时代缺陷。梁湘是特别典型的一个，他为了特区改革梁湘敢跟中央高层当面叫板，为了深圳甩手向前不怕广东省委的通报批评，顶着特区要“变天”的非议，背着“出卖主权”的骂名，创造了深圳神话。
正是在这样的性格使然下，在中共中央对六四定性之后，梁湘依然给赵紫阳的儿子通关放行。这种无规矩无法纪碰撞到让中共产生亡党恐惧的六四底线，政治的无情必然要压制个人的私情。2008年，一篇《梁湘逝世十周年祭》中“几乎所有的深圳人都会称赞梁湘，但是一些官员却会说，我尊敬梁湘，但绝不会学他。”一语道破问题本质。
“如果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在我未去之前，就此先立下遗嘱，死后我的骨灰安放在梧桐山，我要面向世界，看到中国的未来！”这是1986年5月22日上午，梁湘在深圳的离职讲话。
作为一名中共政坛官员，梁湘骨子里显然带着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就如1937年，不到20岁的华侨子女梁湘，不顾母亲的反对，怀着“马革裹尸还”的情怀毅然徒步奔赴延安。梁湘的性格还刚烈，建设深圳招致“主权问题”质疑时，66岁的梁湘一句“别拿大帽子吓人”生猛回怼。所以梁湘又被熟识的人称为“壮士”。
2007年第2期《炎黄春秋》一篇《哭梁湘》，对梁湘的回顾也证实了梁湘的不拘小节：他会接受商人宴请、在官场照顾熟人亲属，不顾影响为当时的政法系人员特批补贴经费……此处并非要质疑梁湘的私德，梁湘的行为自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是这种不拘小节，显然也并不符合走向现代化与法治化的中共官场的政治规矩与法治理念。
时代成就了梁湘。在单纯注重经济发展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缺乏体制约束和法律条文的政治现实，以及粗放的治理思路，让梁湘这样的个性官员冲破固有体制的束缚脱颖而出。而时代变迁中，中共要思考如何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勇于试错而忘了规矩的梁湘一马当先也一脚踏空。
不是结尾的结尾
1998年12月13日0点10分，梁湘在广州病逝。2012年年初，港媒称中共决定调整身在深圳生活的梁湘夫人邝辉军的待遇等级，从正厅级转为正部级。不但可享受专车和专职秘书的服务，在医疗上也可以享有更多特权。有传闻称，邝辉军之所以能待遇提高“晋升四级”，是授意于中共十八大即将上任的中共高层，为此才有中组部2011年年底给深圳市发文，通告对梁湘遗孀邝辉军提级。
这则传闻让坊间对于“重评梁湘”再次升起希望。但梁湘至今仍然是充满争议的存在。如何看待梁湘以及梁湘这样的官员，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开展继续解放思想和全面深化改革大讨论时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梁湘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试水者，也是一场世纪大变革进程的牺牲者。在中共要“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在官场“为官不为”仍然普遍存在的今天，负责驱使中国朝向现代化国家转变的中共官员们，首先要从梁湘这样的改革先辈身上吸取的营养就是担当精神，并由此找回从官方到民间潜伏的改革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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