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年12月起，第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启了集体学习的惯例，迄今已进行125次。而2018年，乃是《共产党宣言》问世170周年，中共十九大以来的第五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主题围绕着“《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在探讨。就在习近平不断重申中共党员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甚至称要“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巩固中共政权执政的正当性，然而中共的施政与《共产党宣言》却是事与愿违。
北京首都博物馆馆藏1920年版《共产党宣言》（图源：VCG）
1978年，邓小平宣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共四十年来执政的主轴。邓小平的“倾斜式发展”（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农民作为廉价劳动力进入城市，也就是所谓的“农民工”，使雇佣劳动成为常态。丰硕的经济成果的背后，却也造就了著名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和“三差问题”（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区域发展差距）。
《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逼使乡村屈从于城市的统治。它创造了巨大的城市，相较于农村，城市的居住人口大大的增加。……工人从事生产所需之费用几乎仅限于他维持生命和延续后代。但是，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劳动的价格，亦即生产的成本。于是，工作越是努力，其工资反而越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对劳动人口的拉力，形成所谓“北漂”、“蚁族”等族群，《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弊病，恰可说明当今的中国大陆。
近年出台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型城镇化”等政策口号，就在一个个的“政绩工程”下，农民下山是住进了现代化的水泥砖房、外观也贴上了磁砖，但缺乏瓦斯、天然气管道铺设与供应，现代化厨房中砌起了火灶，柴薪依旧是主要的燃料；下山的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但并无适应现代化社会的劳动能力，村镇也没有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于是只能重操旧业，以农业、畜牧业为生，客厅、浴室变成猪圈、鸡舍的所在多有，种种的现代化设施成了摆设。加上迟迟未能完善的基础设施，导致个别乡村美轮美奂，大部分乡村却是发展严重滞后，青壮年只能继续前往城市打工，出卖劳动力以获得生活资料，当下一轮“清理低端人口”来临时，他们仅能无奈的回到老家。
至于习近平大书特书的“扶贫工程”，在全新疆自治区皆以“结亲戚”的方式进行。例如居住在新疆北疆地区的每位中共党员汉族干部，都必须“自愿”认养南疆的一户少数民族家庭，每两个月就必须造访一次，每次待三至五天，还要自费购买油、米等生活物资给南疆的“亲戚”送去。频繁的“走亲戚”成为强制性的政治任务，使得有些干部积劳成疾，甚至中风卧病在床。这种名为“结亲运动”的扶贫工作，实为进行社会控制，仅仅给予生活物资，这种治标不至本的工作方式，真能改善少数民族和偏远地区居民的生活，增加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感？汉族干部不情愿的被动员下乡，能调动多少积极性？运动式的政策能持续多久呢？
《共产党宣言》说“当人对人的剥削一消失，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也会随之消失。”然而，中共设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果只是汉族规划强加，而少数民族并非自愿的现代化，整个国家的“内部剥削”持续，经济基础的下层建筑不改变，民族对民族的剥削自然也不会消失，少数民族将继续作为被压迫的对象存在，那如何能达成《共产党宣言》预示的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
习近平和现任中共高层重温中共建党精神和入党宣誓，但实际的作为又不完全符合其精神，甚至有可能会加剧阶级分化与贫富差距，政治局学习《共产党宣言》，强调无非只是种政治宣示罢了。中共若要从《共产党宣言》里脱胎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恐怕还是要认真回到原典去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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