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四十年中，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展现了一个庞大国家，是如何由古老而封建的旧“体制”向现代化全面转型的强大勇气与魄力。
在这个过程中，从传统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与毛泽东共产主义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官员，在历史的舞台上展现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波澜壮阔。他们中从来就不缺乏闯关的英雄，有的人趟过暗礁到达彼岸，有的人却成为改革浪潮中的铩羽者，虽然如此，他们的失败结局并不能掩盖其对中国改革进程的推进和启迪。中国改革不能只关注成功的经验，作为后来者或旁观者，如何从“败局”中提取失败基因，为中国未来改革指明方向，才有当下的现实意义。
陈一谘于2014年4月14日在洛杉矶家中病逝
中共开国上将杨成武夫人赵志珍的追悼会日前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与夫人姚明珊罕见出席引发关注。这并非王岐山夫妇第一次共同出席中共元老葬礼，两年半以前（2015年10月23日），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简称农研室）杜润生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与其他中共六常委不同，王岐山的挽联上同样署有夫妇两人的名字。
王岐山曾在“农研室”师从杜润生，而在“农研室”与杜润生、王岐山颇有渊源的还有一位“改革者”值得关注，就是陈一谘。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谈到“改革中的失意者”，屡次因为研究过激而被定性为反动派的陈一谘无疑是中国最典型的“激进派”人物。
陈一谘在学生时代就曾因为万言书被延迟毕业，文革中又因为致信毛泽东被定性“反革命分子”，北京天安门事件期间更是公开指责李鹏并一怒退党并流亡海外。但是如果据此认为陈一谘是一个不识世情的象牙塔文人又大错特错：他文革下访期间坚持调查研究，为后来中国改革尤其是农村改革珍贵的一手资料。他创办三所，成为胡耀邦改革时代的得力智囊，甚至被称为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的改革推手。
六四事件之后，陈一谘流亡海外依然醉心中国改革。可惜他的过于“激进”，让其由中共“体制内”转为“体制外”，最终与中国大改革时代失之交臂。
陈一谘早期获得胡耀邦（图）的赞赏(图源：Getty)
“杠头”智囊
但凡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都是有着明显的执着精神。陈一谘被称为北大才子，而他的“拧”则与他的才华一样“卓尔不群”。原本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后来又转历史系，1959年因写了万言书向中共进言，被早期领导人康生点名思想反动，没有按时毕业；在后来的文革中又因致信毛泽东遭受迫害被定性“反革命分子”，但陈一谘并未就此停歇，下放期间仍致力于上书中共高层，终获认可。
“杜润生同志，体改委想成立一个研究所。你能不能割爱，让陈一咨到我这儿来？”这是1984年，体改委为了筹建研究所，鲍彤致电杜润生时的对话。当时的陈一谘，已经成为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经济和体制改革的智囊首脑、农村体制改革的主推手。
在此之前，陈一谘先是因言获罪，后又因祸得福：他在1969年至1979年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期间，就开始对中国的经济、教育、社会问题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期间曾尝试与中共高层接触，并向胡耀邦汇报其对农村问题的看法获得赏识。
1979年，胡耀邦把他调回北京。1980年陈一谘组织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吸引了大批有志改革的青年知识分子，积极开始了对中国农村改革的研究与设计，很快受到主张改革的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的高度重视。
分析人士指出，陈一谘对农村改革研究的“执着”，使他“峰回路转”并创立了中共自治性改革智库，带动了青年改革派的“实地调研”，这其中包括曾在“九号院”（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代称）走出的王岐山。邓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中，肯定了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和大包干所取得的成绩。其中陈一谘的调查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陈一谘曾指出，赵紫阳（右前）是中国经济改革主要的设计者、推动者和执行者(图源：AFP)
过于“激进”脱离现实
“执着”成就了陈一谘的学识，但是显然对其仕途并无帮助。获得赵紫阳、胡耀邦认可后，陈一谘在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秘书长期间为中国政治改革的设计和推动作出了贡献。不过在1989年的北京天安门事件中，他再次因为过于“激进”的性格而遭到“通缉”，成为其人生中的一次转折。
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共军队对学生动武使陈一谘不满，他随即于当天撰写《我的辞职和退党声明》发表，指责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等既得利益者发动军事政变“清算革命”，显示出对于事件的反应之急，表现出更为“激进”的一面。
陈一谘当时在得到中共元老万里嘱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之后，于6月5日逃至海南省，经法国转逃美国并流亡海外。
尽管在海外流亡二十多年间，陈一谘没有停止学术研究，先后创作出不少关于中国民主、改革、开放、发展与三农问题的著作，但他在这一时期的著作已经转向了“体制外”的改革思想，显然落后于中共当下的改革步伐。
陈一谘曾有回到中国治疗的打算，但是因为中共要求其写下“不从事治病以外的其他活动”的保证书，陈拒绝，最终客死他乡。
文革中遭遇的迫害也好，六四事件导致的流亡也罢，综合来看，陈一谘从始至终都坚持着为改革应做的努力，正是这种执着，成就了陈一恣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改革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但是，作为一个高层改革幕僚，陈已经进入中共官员的序列。而不论古今还是中外，从政者从来就不是单单靠着执着就能成功，进退得当，适当低头等手段也不可少，但是陈显然缺乏这些官场基本守则。
回到今天，在中共不断强调重视“规矩”“制度”的背景下，陈一谘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好官员。但是个人无法超越历史，陈一谘也逃不开那个时代的影响。无论在哪个时代，聪明的官员一定是妥协和推进并举。陈一往直前成就了他在农村改革中的地位，但是他的不知妥协，也让他继续从事他“醉心”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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