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佛教由佛陀和他当时的圣弟子们在古印度的一片小的区域建立起来。历史上佛教经典的第一次结集汇编了佛陀的基本教义、教法和戒律。在佛陀的弟子们当中，勤习苦行的尊者大迦叶和精修戒律的尊者优波离占据了结集活动的领导地位。人们可以想见，佛陀的不同的弟子接受的佛陀教诲的侧重点和程度会有不同，他们的理解力和记忆力也有差别，好在由尊者阿难诵出了大部分经典，有了统一的口头记录。由于佛教经典在初期没有文字记录，并且传道者和信徒们运用方言背诵，经过较长的时间后，诵读的内容开始出现重复和差异，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源自佛陀本人的的“佛法”开始出现不同的解释和版本，不同的侧重点被人们强调和发挥，同时传道者们和论述者们的个人观点可能不自觉地渗入没有得到文字定型的佛教经典中。于是观点不同的派别逐渐出现，甚至彼此发生争论和斗争，在没有仲裁机构的判定下，各个部派的“佛法”开始按照各自的需要和逻辑演化。很有宗教抱负的人，开始传播已经因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不同而演化的佛学思想，如部派佛教思想和新宗教思想。很多有雄心的传道师们和论述师们制造了大量新的论著，并可能借助于世俗王权或贵族的权力，大规模强化新兴的和适合那个时代思潮的“佛学”思想。要强调的是，任何佛学思想演化本身并不说明其思想的优劣性，也不说明那时主流佛学思想与佛陀思想的相合性；即使某种佛学思想一度繁荣，拥有广大的信众，也不能说明它的正确与否。设想，某种思想迎合了充满贪嗔痴、风气腐化的一个历史时期中的大众，人们会热烈追捧该思想，即使它实际上与佛陀的核心思想相去甚远。佛教机构的大量财富和政治影响力也不等同于当时佛教思潮与佛陀核心教义的合规性。所谓大乘佛教的兴起，随着新的经典的发现、出现、创造或加工，佛陀的本来面貌也产生变化，从一个觉悟的容色纯净的圣者，变成在经典里头顶放射光芒的神圣形象。在佛教创立几百年后，某些佛教部派终于用文字包括巴利文，定型了佛陀的初期教导，使佛学研究者和部分地区的佛教徒有机会了解佛陀的真实教诲，虽然在南传《长部》和《小部》中，人们发现那些经典已经掺入了后人所添加的成分。
新兴的佛教经典拓宽了人们的认识领域，随顺了充满迷信、暴力和非理性的历史发展，也留下了各个时代包括蒙昧和迷信的烙印。就象公元前后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当罗马皇帝为了适应帝国统治的需要而皈依基督教，并在消灭了大量原始福音经典后，钦定圣经，使得基督教在合法性、教众数、疆域和权威性等方面获得长足的发展，在中世纪达到顶峰，以致西方社会竟然完全遗忘了曾经发达的希腊和罗马文明，给了后来文艺复兴运动以理由。所谓大乘佛教，随着各种方法(法门)的兴起和传道师们与论师们的有意耕耘，在发展菩萨道理论和实践的同时，对初期佛教的核心教义存而不倡，或进行有侧重的重新阐释，或发明新的佛学术语来替代。大乘佛教在一定的时期受到王权的庇护，可是随着政治形态的变化和印度教等宗教的的复兴，佛教在印度开始改变自身的姿态和立场，对佛教经典和经论进行了复杂化的精致包装，并迎合其他有势力的宗教徒的喜好，而发展出距离初期佛教核心教义越来越远的繁杂神秘的教义。大量论师的著述和信众的实践，造就了佛教在某些历史时期的过度繁荣。各种方便法门在吸引信众和扩大佛教影响等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可是江河流水而泥沙俱下，大量的修学方法引入了其他宗教的偶像崇拜、世俗迷信和反智非理性。特别是在印度佛教发展的后期，秘密大乘佛教与一些所谓秘密宗教思想合流，成为毫无活力的，竞争性极差的宗教。在其他主流宗教和外来侵略势力的攻击下，印度的后期秘密大乘佛教终于灭亡。值得庆幸的是，保留初期佛教思想的经典反而在古印度之外的其他地方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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