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从1988年“联办”设计并筹办中国证券市场到2018年，中国证券市场已经走过30年。回顾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风雨历程，从最早定位中国证券市场融资功能到证券会成立之初的“救市角色”，从多年股权改革中的利益各方殊死博弈到2015年股灾后证监会头痛医头匆忙祭出熔点机制，再到今天的股票发行注册制难以正式出台……王岐山、周小川，朱镕基，刘鸿儒，尚福林，肖钢这些金融官员的身影闪现其中并承担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当以中共体制内官员的身份，把证券市场这种发源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引进尚未摆脱计划经济状态的中国，这些建立和监管中国证券市场的金融监管者们既要考虑西方经济学的规律，又要考虑中国的政治规矩和经济需求，他们的改革智慧和创新能力不可否认，政策失误也动辄出现。
如今中国证券法修订意外“爽约”、注册制授权一再延迟。现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如何突破股指绑架，不再继续扮演股市救火队长的角色？如何面对金融开放保证中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参考前辈的经验和智慧当然重要，但是吸取曾经的失败和教训才能让今后少走弯路成为可能。
2018年中国两会上出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早在1980年代就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图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今年5月1日，中国内地与香港两地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每日额度正式扩大4倍，达到520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沪港通下的港股通及深港通下的港股通每日额度分别调整为420亿元人民币。此次沪港通、深港通扩大单日额度，不仅是中国金融业扩大并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A股市场国际化进程的重要体现。
从1988年，由中国现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时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和现在已经退休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时任中国对外经贸部部长助理）等人组建“联办”商讨和设计中国证券交易所开始，和改革开放一样，中国证券市场就是在摸索和试错中前行。
首先，在当时“一是条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的情况下，一群从20到40年龄段的年轻人依靠改革热情走在一起，推动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他们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功绩和历史定位无可否认。
但是，当时突击建立起来的中国证券市场，开始全部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之后摆脱不了中国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需要（如配合国有企业改革等）。这导致中国证券市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府插手过多的政策市场。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资本市场原本是一个长期投资市场，中国证券市场从设立之初就把它定位为融资市场，导致许多企业只融资却不回报投资者。这种初始功能定位和制度设计错误让中国证券市场至今问题重重。
其次，1992年的“8.10”风波，深沪股市首次大跌。为了稳定民心和市场，中国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当年10月先后成立，分别由朱镕基和刘鸿儒担任首任主任和主席。1998年4月两者合并。1999年正式施行的《证券法》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以证监会为核心的集中统一的监管模式。
然而，从成立之初中国证监会就拥有太多的行政审批权力，对市场干涉过多，导致中国大陆A股市场成立近30年，政策市的影子一直挥之不去。“救市”与“控市”成为证监会的重要工作。
第三，证券市场在设立之初，中国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对无法解决的国有股流通问题总体上采取搁置的办法，在事实上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股权分置的格局。
作为历史遗留的制度性缺陷，股权分置在诸多方面制约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所以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国政府又需要通过国有股变现解决国企改革和发展资金需求的尝试，开始触动股权分置问题。
由于实施方案与市场预期存在差距，中国曾发生过两次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失败的惨痛教训。直到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与国资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做好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股权分置改革大幕再次开启。
但是十天之后的2005年5月9日，中国股市一开盘便以暴跌来迎接这一被金融管理层称为“利好”的政策。其后一周，上证指数两次跌破1100点，证券市场剧烈震荡，谴责、质疑声四起。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一句“开弓没有回头箭”宣告了股权分置改革的不可逆性。
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9年的尚福林此番股改决心强大，但是国有股以市值减持的后果众所周知——市场派改革者在毕其功于一役的诱惑下，以牺牲中小投资者利益为前提对既得利益者作出妥协，从根本上违背了市场一视同仁保护所有投资者利益的原则。这种妥协，是中国资本市场“大鳄”产生的原始条件和发展土壤。
中国股市几番“沉浮”，在在2015年上半年一轮充满泡沫的牛市之后，在国际游资唱空中国和国内利益集团抵制高层改革要违规博利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股市迎来一场危机空前的大崩盘——2015年A股市场股灾。当时在仅仅三周时间内，就有超过90%的股票跌幅高达50—70%。持续性的千股跌停及千股停牌，成为千古奇观。而中国政府采取了投入超过1万亿人民币的资金做多、限制卖出、动用公安机关查处恶意做空等举措“暴力”救市，与空方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多空大决战。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股指暴跌，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推出熔断机制。熔断机制在2016年1月1日一经推出就造成市场剧烈震荡，4天4熔断的结果，逼迫熔断机制刚刚出台就被“夭折”，证监会颜面扫地。分析认为，中国监管层之所以采用熔断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应对股市问题，而非真正治本的制度改变，这背后是难以撼动的金融利益。
熔断机制的失败，让肖钢在非议声中离开证监会主席这个被称为是坐落在“火山口”的职位，中国农业银行原行长刘士余2016年2月临危受命。
自刘士余于2016年末放出“土豪、妖精、害人精”的说法，以及推出一系列加强监管改革和举措之后，中国证券市场舆论出现了“倒刘”和“挺刘”两个两种声音。支持者认为，刘士余的“嘴炮”是一种指向明确的释放压力的做法，体现出了一种实用主义的管理智慧，也是推进中国市场改革的一种无奈之举。 反对者则认为刘士余监管太严，行政式干预，放“嘴炮”导致股市不振。“倒刘”与“挺刘”两方的争执，反映了中国金融市场是否需要加强监管，以及如何监管问题上分歧。
2018年2月23日，刘士余向中国人大常委会作说明，建议股票发行注册制授权决定期限延长二年至2020年2月29日。新华社当时发表评论文章称，当年允许突破证券法推进注册制改革（原定的两年期）期限已经到了，但是注册制改革尚未成熟。2018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延长股票发行注册制授权期限至2020年。
不同于成熟市场普遍采用的注册制，中国现行股票发行制度是核准制，它以“选美”方式的实质性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上市公司的品质。但同时也带来了核准成本高、效率偏低等问题。所以IPO注册制成为选择的必然。
问题是，中国一直是散户为主的市场结构如果推行注册制，一旦上市公司造假、业绩变脸、股价下滑，散户们自然就要找监管部门讨说法，也就倒逼证监会两眼紧紧盯着股市涨跌，随时准备应股民诉求，扑火救市。被股指绑架的证监会主席也就始终未能摆脱第二任证监会主席周道炯所自称的“救火队员”角色。
“新时代不能让遗憾再发生”，中国证券市场现存的问题太多，如何防范风险、走出困境、引导中国股市规范化和现代化，最终配合中共高层引导中国成为资本市场强国？对于中国现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来说，从更多角度更广泛立场去了解中国证券市场的是是非非，才是避免更多“遗憾”的必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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