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今年一月份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彼时身为中共政治局委员、中财办主任的刘鹤便说过：“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要隆重地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纪念方法就是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紧接着，习近平在上个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开放举措，承诺再次扩大改革开放，继而中国新任央行行长易纲宣布出台大批有着明确时间表的金融改革措施，开放力度空前。如果说，朱镕基时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中国改革开放翻开崭新一页，那么，今次习近平的博鳌承诺，就是中国二次改革开放的信号。
中国金融系统开放力度空前
习近平在上月博鳌亚洲论坛演讲中从市场准入、投资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和扩大进口四个方面提出了扩大开放的承诺，其中金融业的开放尤为突出。随后易纲具体阐述了今年将落实的12项金融开放细节，尺度之大打破业内预期。结合习近平和易纲的表述，中国启动第二轮改革开放的重头戏将是金融产业的开放，而以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为代表的金融服务业开放又将成为2018年金融开放的重头戏。
然而西媒对于中国此轮金融开放的反应很平淡，多认为是“老调重弹”、“了无新意”。这是因为此轮金融开放与他们期待的不一样。他们期待的金融开放，其实是希望中国政府彻底放开对金融衍生品市场和资本账户的监管，也就是金融市场的完全自由化。但从易纲公布的12条开放措施来看，主要是允许外资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大幅度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但没有开放很多金融衍生品，也没有涉及对资本账户开放。因此，西方对此反应冷淡也就在所难免。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在中国是两个概念，金融开放并不等同于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是要求减少甚至取消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实现完全的市场化。因此西方会开发很多金融衍生品，实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而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是在不放弃政府监管的同时，放宽传统金融市场准入限制和经营限制，对外资开放产业股份，而非西方期待的去监管。
在中国监管层的头脑中，放弃政府监管，贸然搞金融自由化是不可行之路。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就肇始于美国证券市场的全面放开，金融衍生品过速发展，加上监管滞后，诱发了全球性的次贷危机。而上世纪末泰国等东南亚新兴经济体，推行资本账户自由化，使得资本市场遭受外资狙击，引爆金融危机。这些近在眼前的教训，令中国推行的金融开放不单绝非金融自由化，而且在金融开放的同时还将“防止重大金融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
为什么此时启动二次改革开放
在讨论本次金融改革开放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下90年代从银行体系开始的第一轮金融改革。当时中国尚未入世,银行体系是威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与增长的最大风险因素。IMF、世界银行估算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30%-40%之间，这个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亚洲金融危机中三个最受重创的国家泰国、印度尼西亚与韩国。而且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产权与政府干预,银行机构政企不分，官僚主义文化严重，由此不断引发新增不良贷款问题。这造成了中国银行体系的系统性危机。正因为如此，银行体系的对外开放成为了中国入世谈判中最艰难也最敏感的议题。在此背景下，朱镕基强力推动了金融体系的第一次改革。
本次金融改革与朱镕基时期的金融改革不同，它不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改革。金融开放不仅是中国履行“入世”之初的开放承诺，更是中国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必然选择。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包括扩大金融开放在内的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最核心目的是“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是推动金融领域市场化必然选择，它能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和促进分配公平。
对中国政府来说，金融是实体经济的延伸，本质是服务于实体经济。而当下金融系统的一大弊病是金融市场扭曲，发展粗放，“脱实向虚”问题严重，这成为中国金融系统稳定的重大风险因素。因此如何通过有序的开放金融市场，让其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是中国政府金融开放的最大考量。同时，金融市场扭曲使金融制造了分配不公，扩大了贫富分化，而通过有序开放金融市场，有望形成更加开放、公平的金融市场，调节收入分配公平。
此外，相比于过去，中国政府如今有绝对的掌控力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一方面中国政府手中可供支配的工具很多，不至于像美国次贷危机时那样，导致市场杠杆高到自己都无法掌控。另一方面中国金融开放和金融监管是并行的。2015年股灾之后，中国启动了近年来最严厉的金融大整顿，不仅将刘士余、郭树清分别调任证监会主席、银监会主席，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而且通过多种手段对证券、银行和保险业加以整顿。2018年3月中国政府将银监会、保监会合并为银保监会，形成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一行两会一委”新监管架构，为进一步扩大金融改革开放奠定了顶层监管框架。在此背景下，中国主动进行金融业的二次改革开放。
人民币国际化是大战略
中国的金融开放虽刚开始，但必将越走越远，因为这不仅是打造“与中国经济规模与影响力匹配的金融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为了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战略。人民币国际化是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乃至国际储备货币。这既被中国政府作为争取更大金融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政府“主动性防御性质”的战略选择。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使其他国家的经济形势深深受制于美国的经济和货币政策周期，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如果美国再次发生比2008年更大的金融危机，其他经济体如何应对将是头等难题。
这一切再加上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和不断崛起的客观需求严重不匹配，因此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次年，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就撰文称，要考虑创造美元之外的“超主权”新储备货币。自2010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便成为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即便近几年汇率形势严峻，中国高层依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在2016年成功将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
但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开放，当然也离不开资本账户的有序开放，但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账户自由化是两回事。中国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是通过对外投资输出中国经济的过剩产能，另一方面是通过高级的“中国制造2025”加以推动，而不是像过去西方那样选择资本账户开放。鉴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和中国金融条件的现状，中国政府不会放弃对资本账户的必要管控。
总的来说，中国这次金融开放并非西方意义上的金融自由化，而是独具中国智慧的有序开放，昭示未来5到10年将会加速推进金融市场化。可以说，这拉开了中国金融业二次改革开放的序幕，其影响才刚刚开始。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