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台湾屏东县牡丹乡的“高士神社”，今（2018）年5月的例行祭典（例祭）首度由25岁台湾青年黄俊瑜（日本名：佐藤冬木）担任主持神官，成为日本在台正式设置神社历史上首位台籍神官，引起外界的关注。日台之间的民间交流无可厚非，黄俊瑜表示“从国中就梦想成为神社的日本神官”，这也是他的个人选择。但“高士神社”本身所代表的政治与历史意涵，很可能牵动台湾内部与东亚地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敏感神经，不可不慎。
台湾屏东“高士神社”由日本人佐藤建一（前排右）募资协助重建，并由其台湾养子佐藤冬木（本名黄俊瑜）（左）担任例祭主持神官（图源：中央社）
高士神社原建于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1939年，配合皇民化运动、日本对外扩张的精神动员，内供奉天照大神。神社在战后荒弃一段时间后，当地部份耆老倡议重建，以纪念被日本征召参与侵略战争的南排湾族人。在“日本李登辉之友会”成员佐藤建一全额负担1,000万日圆（约合91,000美元）
的制作费及运输费等协助下，由日本神社工匠依照原来的底座以桧木与铜板打造，于2015年从日本运至当地安座，并于2016年竖立起鸟居。往后每年的例祭都由佐藤建一主持，他表示未来的例祭将交给其养子黄俊瑜主持。
高士神社管理委员会总干事李安琪指出，祭典活动通过佐藤建一的宣传，吸引不少日本游客前往参观，希望搭配社区旅游打造地方特色。而高士村长李德福也说，重建神社是为了发展观光。从神社的重建，到台湾人担任神官，或许都能从民间交流、信仰自由以及当地发展等角度加以解释，且重建的决定已经过当地部落会议同意。但是复建神社所衍生出的政治争议，以及隐没于其下的历史意义，却难以回避。
首先，复建工程与资金几乎由佐藤建一支持，其参与的“日本李登辉之友会”组织色彩自不待言，发行机关刊物《日台共荣》，根据该团体官方网站介绍，成立目的在于构筑新的日台关系，以实现李登辉“日台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支持“台湾正名运动”。高士神社重建落成时，李登辉曾经致赠“为国作见证”题字。2015年10月佐藤建一在被认为具有右翼保守倾向的日本“樱花频道”（チャンネル桜）节目中坦言，高士神社如同靖国神社所供奉的对象，都是为日本牺牲的军魂，并称“希望更多人能来高士神社祭拜为国家牺牲的英灵”。他将高士神社与靖国神社联系在一起，透露出了积极推动神社复建的意图。
其次，从佐藤建一的说法来看，高士神社的性质就值得进一步检视。来自日本的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傅琪贻（藤井志津枝），专长研究日本总督府在台湾镇压与控制原住民的“理蕃”政策，她曾经对台湾媒体分析，日本神社系统分为两种：一种是供奉各种神灵的一般神社，而另一种则是祭祀为日本天灵战死“英灵”的靖国神社。傅琪贻认为，当年高士神社的创建与皇民化运动直接相关，属于靖国神社的系统，也就具有军国主义的意涵。
再者，回到历史的脉络，日据时期高士部落的出现，是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了防止原住民反抗，从而利用分化统治的手段，将原始部落拆散、重新组合，过程中经历了日本人所发起的战争。此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强征台湾原住民成立“高砂义勇队”，共2万余人送往南洋战场第一线，战后仅有三分之一生还。后来日本将牺牲的高砂义勇队一同入祀靖国神社，为此部份台湾原住民还发起“还我祖灵”抗议运动，要求靖国神社将他们的祖灵除名。按傅琪贻教授的研究，日殖统治者以“志愿”的名义掩饰，实则施以诱骗与设计的方式，强迫原住民投入战争。
如今高士神社又以纪念为日本战死的部落英灵为由重建、举办祭祀，并以此为号召发展观光，岂不讽刺？若以台湾当下“转型正义”的共识与价值加以检视，恐怕也难以合理化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对于原住民的压迫。
站在曾经受日本侵略地区的立场，靖国神社已经成为军国主义的象征符号，因此每每日本首相前往参拜时，都会引起中国与韩国等周边地区的反弹。
由于殖民经验而对于日本充满复杂情绪的台湾，在民间社会里出现类似于中国大陆“精日”的亲日现象，应该得到理解，但也应该有所反思。
台籍神官有其主观的个人意愿，对当地来说话题性也足够，但带有靖国神社色彩的高士神社，虽然深化了台日关系，却也可能因此刺激了台湾内外的历史记忆，对区域间的和解不一定有所助益，还是应该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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