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4日，大陆北京大学校友、也是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好友的樊立勤，在北大校园里张贴大字报，内容直指个人崇拜在毛泽东时期已给中国带来苦难，而习近平与中共近期以来的种种做法却有复辟个人崇拜之倾向，樊氏认为须警惕此事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北大近日出现两则令人瞩目的大字报，其中之一是对北大学生岳昕表达支持的言论 （图源：千千现在发言微信截图）
事实上，近期北大校园不只出现樊氏大字报一例。
前不久，北大学生岳昕针对北大教师的性侵案件要求公开信息却反遭校方压制，著名的北大三角地也出现了大字报表达对其的支持。一直以来，“大字报”都是大陆、特别是大学校园中十分重要的意见抒发管道。关于当代大字报确切的出现时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1955年广西“肃反运动”时就有出现大字报，不过，首次出现在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应是1957年时在北大关于质疑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产生的问题。
到了1966年，聂元梓张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获毛泽东批准后向全大陆进行广播，进一步掀开了各地的文革浪潮，大字报也成为文革中重要的讯息散播媒介，这可以自文革时“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中大字报据一席之地看出来。
大字报的重要性在毛泽东死亡、四人帮垮台后仍发挥了短暂的效应，但由于对于中共统治根基与合法性的影响，使中共开始禁止民间任意张贴大字报。
1979年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张贴《要民主还是新的独裁》一文，指名道姓反对邓小平，间接使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时将宪法中的“四大”取消，使大字报自宪法保障位阶中去除。
基本上，在中国大陆大字报主要展现出几个作用，首先是“斗争武器”：在反右与文革期间，敌对势力间皆会利用大字报指控对方存在哪些问题，希望领导或大众能够进一步处理；再来是“讯息传递”：文革时期各式各样的大字报形式，包括对联、漫画、短文、口号也成为普罗大众获取消息的管道、甚至是当时民众生活的一部份；最后，大字报也有“表达意见”的作用，例如樊立勤、岳昕事件都代表了当事人对某些议题不满，进而发表大字报并张贴于校园内供学生与民众讨论。
另一方面，台湾也曾出现过大字报的案例。
例如在1970年代保钓运动风起云涌之时，由台大的“香港德明校友会”所发出的大字报，就是那个年代台湾大学校园内大字报出现的滥觞；尔后包括“台美断交”、“野百合学运”等重大事件发生时，台湾各地与大学校园内也可见大字报的踪迹。
除了台大外，南部的成功大学也有大字报案例。
大字报并非台湾流行的表达意见方式，校园内除网络传播外多以布条标语形式为外界熟知
不过，台湾的大字报文化，基本上不像中国大陆过去来的蓬勃发展、也不像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具备斗争的工具性意义。
台湾的大字报是以“表达意见”做为主轴；与大陆更加不同的是，即便在信息流通较不顺畅的年代，台湾的学生与民众，较少运用大字报、更多是透过集会、结社、办杂志等形式来表达意见与传达理念，这或许也是因为双方的政治体制与社会氛围不尽相同所导致。
当然，在网络科技日新月异的现在，大字报可以说是一种相对“落伍”的形式，既浪费笔墨、浪费纸张、更浪费宝贵的自然资源。
即便有大字报，现今的形式与内容也不若过往充满政治意涵，反倒是以公民议题、群众诉求取代之。
大字报现在是一种配角的作用，主角是网络世界中的讯息传递，这不论在台湾或是大陆都是一样的趋势。
然而，不可否认的，就像毛泽东曾说“中国自子产时就产生了大字报”，姑且不论是否真是如此，但大字报历史的渊远流长、以及它曾发挥的影响力与产生的效果，确实烙印在两岸各自的历史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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