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对外开放加速迈出实质性步伐，证券业成为排头兵之一。证监会连夜发布的《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引发业界热议，允许外资“参股变控股”等新规受到高度关注。
业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加大开放会否动摇国内证券业的格局。对此，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钱军对华尔街见闻表示，加大对外开放
短期内不会对国内券商行业构成威胁，长期来看有利于提升国内证券业的整体服务水平。
在钱军教授看来，对外开放政策对国内证券业、银行业、保险业所产生的影响各有不同，未来金融机构也会呈现出不同的业态。目前银行业已形成三层梯队，券商业集中度还相对较低，而保险业已经处于混合发展状态。
钱军教授认为，现阶段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条件下，海外机构在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持股比例和业务牌照限制，而是本土化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现阶段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条件下，直接把海外模式照搬到中国是行不通的，为了适应中国，海外机构需要改变核心管理方式。
从更为广阔的全球历史视角来看，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是推动中国加速国际化水平、刺激创新的重要一步。钱军教授表示，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中，很多重要决策由政府和监管部门分权给了企业、机构和参与市场的主体，比如美国的金融体系就是负面清单制度。这也是未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
中国证券业格局改变的关键并非外资
在《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正式发布仅三个工作日后，瑞银申请增持瑞银证券至51%。法国兴业银行也正在准备提交申请。这引发市场猜测：证券业开放新规会否刺激外资掀起对合资券商的参股浪潮？
对此，钱军教授表示“不一定”，因为现在申请或者排队的，都是像瑞银这样已经在中国有业务、有经验的外资，他们有信心在获得控股权之后将业务扩大。而且，在束缚他们的业务限制将来取消之后，这些外资马上就可以申请独资。
“海外机构经验很丰富，比较理性，不会盲目扩张股权，”钱军教授如此表示，这些机构知道自己在控股之后该怎么做。
谈及市场开放之后中国证券业的未来格局，钱军教授认为，
只要将来很多业务限制打开，资源配置更加依靠市场力量，那么当前国内比较分散的券商格局“一定会变得集中”。
现阶段，外资的最大挑战并非中国的政策
无论是瑞银还是高盛，在现阶段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条件下，决定外资在证券业竞争力变化的核心因素是 “水土不服”，也就是本土化问题。
钱军教授进一步解释，要做好本土化，并非是把他们的海外模式直接照搬到中国，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因为现阶段中国资本市场与香港、纽约、伦敦市场不同。
钱军教授认为，外资要克服本土化这一最大难题，需要做到治理放权。海外总部给到中国市场管理层，或者说中国本地人多大的公司管理自主权，这是他们需要考虑的治理问题，这其中包括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以及管理层团队中本土高管的比例，甚至愿不愿意让中国的子公司上市。对于高盛、瑞银等外资而言，这可以说是“一门艺术”。
如果说外资在现阶段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劣势是与本土的融合，那么其在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哪怕是走到香港，外资的券商都存在明显优势。钱军教授解释称，只要政策法规明确业务限制范围，尤其是在市场化、国际化的业务方面，外资拥有非常明显的经验和实力上的优势。
外资“狼来了”？
对于国内券商而言，加大开放是否意味着外资“狼来了”呢？钱军教授认为，现在放开了合资券商控股权，但还存在严格的牌照和业务开展的限制，因此短期内不会对国内券商业格局构成威胁。
在钱军教授看来，国内券商的压力在于，在面对中国企业“走出去”需求的时候，与外资竞争的实力有限。在国内市场上，内资券商仍需要继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需要向外资的职业化、合规化、讲诚信看齐。同时，国内券商需要维持目前拥有大量客户资源、具备良好客户关系等优势。因此，外资会促进国内券商行业提升国际化和专业化力度，从这一点来说，加大金融业开放是利好国内券商业发展的。
此外，钱军教授还对华尔街见闻提到，加大金融开放将令一类国内群体受益：人才，特别是具有国际化视野和专业知识的学生们。也就是说，随着中国金融业逐步加大对外开放，既具有国际视野，又深谙本土文化的人才将会是海内外机构竞相争抢的对象。
钱军教授介绍，复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的特点是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具备良好的国际化视野，具有很强的解决金融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自2017年6月正式办学以来，学院已组建一支40人规模（其中18人获得过国际一流商学院终身教职）的师资团队，包括19位全职教授，12位特聘教授，以及9位客座教授和实践教授。这当中很多教授为非华裔，来自于全球顶级商学院、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和著名企业。
外资难撼中国银行业格局
大约十年前，外资银行曾经掀起一轮对中国银行业的投资潮，当时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正在申请上市的银行的股权。但最近几年，很多外资行逐步撤离。如今，新一轮银行业开放在即，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格局会否再次发生转变？
对于华尔街见闻提出的这个问题，钱军教授表示，诸如四大行之类的大型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格局是外资难以撼动的，
“我只担心城商行和地区性的中小银行”。
他认为，面对门槛相对较高的中国银行业，外资行不会一窝蜂地行动。银行业务需要一些基本条件：规模要足够大、资本金要足够强、获取的市场份额要足够广阔。中国已经形成了三层梯队，外资想要挤进去难度非常大。
钱军教授认为，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中期亦或是长期角度，中国银行业的局面基本上已经确定，外资最有可能是寻求差异化定位，也可以参股国内的银行。
钱军教授还强调，中国银行业未来可能会有一个重要的变化：金融科技刺激很多新型金融机构的出现会挑战传统银行业，但传统银行业务仍牢固掌握在传统巨头手中。
基金业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在于中国市场自身
目前外资在中国基金行业存在业务牌照的限制，绝大多数本质上等同于私募。钱军教授认为，决定中国基金行业格局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外资是否大规模入局，而是中国资本市场自身的发展。这个市场的成熟程度还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比如，机构投资者取代散户成为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同时，许多金融产品，包括个股期权等衍生品目前仍然缺失。
监管水平要与开放幅度匹配
在中国加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力度的同时，监管政策也在不断升级。1997年的东南亚危机也表明了只重视开放、不重视监管的恶性后果。那么，钱军教授是如何看待严格监管和扩大开放的关系呢？
钱军教授对华尔街见闻表示，开放的幅度要与监管的能力相匹配。海外历史经验表明，有时开放幅度比较大但监管滞后，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中国的特点是监管政策性很强，从理论上来讲，如果管得太多，可能影响市场活跃度和企业竞争力，另外一方面，如果一味放任不管，又有可能产生危机，所以关键在于适度的监管。
钱军教授认为，在资本市场发展到下一个阶段之后，监管的角色可以弱化一些。
在事前监管环节，事前约定很重要，特别是资质、杠杆和资金方面的约定；事中监管环节对业务的要求比较高，需要提升专业性；事后监管主要是“灭火”，防止爆发风险。
“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是个世界性课题。创新肯定比监管的速度快。”钱军教授如此表示。
为此，钱军教授提出了一些关于监管方面的建议。他称，政策制定的核心是修补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地方，“制定法律，做好裁判”，提早预判可能发生的问题，做好事前的约定，特别是在高科技、人工智能火热发展的今天。
他认为，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监管有一个缺陷：违法违规的成本太低，比如，一个上市公司会计报表作假，所谓顶格处罚也才几十万，违规成本远远低于通过作假保住上市公司壳的价值。因此，光有强监管是不够的，同时需要提高违约和违法成本，让作假公司和机构的违规成本和违法成本远远高于其获得的非法利益，比如让作假的公司“退市”，
不给作假的机构“第二次机会”。
展望未来的监管趋势，钱军教授预计，随着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管理层可能会进一步放权，更全面地推进负面清单制度。行政监管的核心是以信息披露为主，而不是以业绩门槛为主。监管应当更加依靠市场来进行，而非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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