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后，伴随着习思想先后进入中共党章和中国宪法，以及宪法修正案对中国国家主席任期进行了历史性修改，外界愈加相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业已成为毛泽东邓小平之后最强势的中共领导人。而此一轮中共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中国总理李克强出任一系列权势委员会副主任，这表明中共权力政治新格局，在制度化和人的层面双双得到了巩固。
李克强这些强权委员会副主任最新头衔，或独任，如中共中央外事委员会，或任排名第一的副主任，如中共中央深化改革委员会。
李克强这一系列巩固权力的任命其实并不出人意料，李是今日中共内部唯一一个资历可以和习近平相比的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和河南省委书记之后，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上，李和历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和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一道，被提升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一个作为储相，一个作为储君。
李克强连任总理后又获得多项委员会副主任任命（图源：Reuters）
而在中共十九大及其后的中国两会上，习近平连任中共总书记，李克强连任中国国务院总理。
成功连任总理并出任一些列权势委员会副主任的李克强，也被视为周恩来后最具权力的中国总理。周是中共开国总理，在漫长的1949年至1976年，周先后掌权长达26年。
当然，将李周放在一起，仅是就权位本身所派生出来的影响力来说。由于围绕在周恩来身上的一系列传奇色彩，任何将后世中国总理与其简单作比的举动都是充满危险的。中共政治从革命传奇年代走向平凡时代，已经没有人能够重新拥有周恩来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无穷魅力。
在中国共运史上，资历深厚的周恩来一度曾是毛泽东的上级。但自从中共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周就心甘情愿地拥护毛执掌中共最高权力，周相信毛几乎与生俱来拥有的魄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中共掌权所必须，周此后几十年里心悦诚服充当毛必不可少的副手。
与毛泽东天马行空般的革命浪漫主义相比，周恩来更是道德和理性的化身。和毛总是做为首席决策者和拍板人不同，在参与重大决策的同时，周则更多的是灵活的和最得力的政策执行者。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柳条般的灵活性，周还展现出臻于化境的协调能力，这在山头林立的中共内部大有用场。
或许悲剧的是，周恩来政治生涯的巅峰是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十年，在毛几乎悉数打倒老干部之后，只有周能够将文革极左派和元老们加以调和。彼时的周自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相信自己是那个现实政治权力场中唯一一个能够减少震荡的政治人物。
毛周关系模式之于今日的中共，其借鉴意义也要从制度化和人的层面来看待。制度层面是讲在中国以及中共独特的政治传统中，中国国务院到底怎样定位；而人的层面，用恩格斯的话讲就是“第一小提琴手”和“第二小提琴手”的关系问题。
制度层面，中国国务院一度被外界视为政府化身，没有问题，但这一理解在中国的历史与政党政治现实中起码是不全面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集中的大一统政体，遍寻二十四史会发现，历朝历代所有相权都是广义上的中央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共政治中，用王岐山的话来说，中国历史传统延续至下，“政府”历来是广义的，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民众眼里都是政府。但百川归海，最终还是“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就是十九大后中共大刀阔斧的党和政府机构改革的真谛和要义。
在毛周时代，周恩来执掌下的国务院的角色定位，在不同时期，也要根据中共执政需要进行调整。比如中共八大上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由邓小平出任总书记。从表层看这是用总书记邓小平分了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以及毛的接班人刘少奇的权力，其实更深层次来说，书记处和总书记的设置，完全是中共党领导一切的制度化措施。
人的层面，在漫长的毛周政治合作中，尽管两人不乏分歧，毛也曾一度动过更换总理的念头，但即使经历文革那样翻天覆地政治架构变动和人事调整，周仍然保留了总理职位。无论从当时中共的现实政治和力量格局，还是从毛周互补来看，毛都坚定认为周作为得力的政策执行者来说都是最佳总理人选。
方之今时今日，作为毛邓之后另一强势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第一副手，李克强在中国政局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也部分得益于在习的眼中，李是最佳总理人选。而外界更是普遍相信，在“党领导一切”的中共内部，习李体制是中共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的化身与保障。
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作为首要改革目标，同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市场化改革方面，李克强将简政放权和“放管服”作为其内阁的执政纲领。李同时面临巨大挑战，他要把市场化目标与“党是领导一切的”加以协调，这两者对今日中共来说，是一体两面二位一体的执政法宝。
伴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和中国崛起，习李所拥有的舞台，已经远非当年的毛周所能比拟。尽管后世任何一个中国总理都不大可能成为另一个周恩来，但今时今日的中共，似乎依然需要当年毛周式的不同政治风格的力量组合。而李克强所展现出的默默做事的政治品格以及将政策执行落地的才能，正为中共所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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