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中央外事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李克强任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王岐山任外事委员会委员，改变此前由国家副主席担任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的先例。这种人事安排一经公布变释放出很多关键信息，引发舆论热议。再加之其他委员会人事安排的陆续公布，不仅将人们对委员会的关注重新拉回，也让人们更加笃定，中共开始由此前的小组治国变为了如今的委员会治国。
政治局、领导小组与委员会在中国权力的运作中有着怎样的关系（图源：Reuters）
今年两会后，中共推出了大规模的党政机构改革及方案，其中最令人影响深刻的，要数数个委员会的新建：不仅包括全新建立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与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等在内的委员会，还包括此前的四个领导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全部改为委员会。
在两年前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习近平重新确立其核心地位后，很多分析人士就判断，习近平的这种核心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他在中共党内拥有党、政、军一把手，也与他兼任众多领导小组组长有关，当时分析认为，不能简单得出集权与个人独大这一判断，而应该干看到“小组”背后的原有政治局体制之变，即从政治局体制到小组治国。
那么，此时中共将小组变为委员会，又改如何解读呢？一位中国体制内的政治学学者表示，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政治体制的真正的变革。
他认为，制度与体制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制度是权属问题，体制是权力的运行、规矩等内容。此次改革，正是改变了此前中共权力运行的方式和规矩。
中共自建制以来，引进了一套苏联的政治制度设计，即政治局体制。学者表示，传统意义上中共的政治局拥有三个系统。其一，是最高的政策研究系统，用于研究方针路线和政策。第二，最高决策系统，用于做出最高决策。第三，最高指挥系统，在做出决策后协调各个部门分头执行。
不过从江泽民开始，中共政治局的这三个系统，或者说是功能开始受到其他机构，如领导小组的冲击，例如“政策研究系统”。学者认为，“邓小平时期，由于邓小平并没有毛泽东那样的威信，需要和陈云、杨尚昆、李先念、王震等中共老干部去讨论。讨论通过后才有可能去执行。后来这些前期的研究任务都由一些小组去代办，于是逐渐失去了这部分功能，而这部分功能在江泽民时期就几乎没有了。”
需要说明的是，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中共的政治局仍然发挥着其最高决策系统和最高指挥系统协调系统的作用。不过在习近平新时代之后，由于遇到的事情更加复杂，各部门会有本部门的利益。在分工解决问题外，更需要协调各个部委之间的关系，协调机构就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之前带‘委’字的，比如某某委员会，就是协调机构”，学者补充道：“如今的这些新成立的委员会，同样发挥着这样的作用。也因此，如今，中共的政治局只留下了最高决策系统。”
所以，中国现在一项最高政策形成的流程应该是，由各委员会前期研究讨论，接着政治局讨论通过，然后由个委员会分工协调去执行。
学者表示，虽然中共的政治局仍然拥有最高的决策权，但实际上委员会替代了政治局前期研究和后期协调两端的功能，政治局的功能越来越淡化。而虽然一些小组变为委员会，但中国仍然存在着一些小组，而它们与委员会之间并未有太多冲突。
“而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学者最后给出这样明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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