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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香港:有一种可怕 叫马时亨

坐落在一片多山岛屿上的香港,居住用地的供应从来就不足,这导致了这座城市的公寓普遍狭小逼仄,但它的房价收入比却是全球最高的,也让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伴随着这一使人惊愕的极端生活境况,让很多处于收入中下层的香港人,开始选择将自身面临的巨大且日益增加的负担,不假思索地转化为对后殖民时代社会的政治戾气,并不时付诸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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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香港土地大辩论议题,港铁主席马时亨此前提出意见,并建议在内地邻近省份新建“香港城”(图源:新华社)

针对于此,香港政府近来已再度开启了其对土地供应程度以及卖地调控的检视与反思,加之北京高层近年来通过将香港带入内地邻近省份建设的城市群项目等宏观层面的政策推动,令这些努力正在形成一股相对积极的合力,以抑制当前这里的购房困境。

但即便如此,这过程之中仍有一些建制派政客或是政府中人,不时站上公共平台讲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蠢话。就如经常卷入本地民生争议的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董事局非执行主席马时亨,近来接受传媒访问时便声称,港铁正与内地的铁路公司商讨,在内地省份广东一带新建具有“香港氛围”的“香港城”,并提供住屋、商业与医疗保健设施,香港青年人几年之后就可以到这里买楼,然后每日搭高铁到香港工作。

乍观此一番话,似乎仅是他对香港城市建设的一种蓝图构思,且似乎同其他一些亲北京要人平日所讲的政策言论并无异样,但细思过后,便会发现这话术背后的可怕之处。马时亨所提的此项要在内地打造具有香港特色的香港城,实质上这个概念可谓十分阴暗,背后潜藏的其实是叫无力负担高昂生活成本的普通阶层港人搬去内地,而经此迁徙式的人口流动,香港最终将成为纯粹的富人天堂,而更多为这座城市运转付出个人努力与贡献的普通阶层民众,最终只会沦落为游离在这座金融都会的“过客”,这逻辑背后无不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冷血残酷和利欲熏心,甚至又同内地繁荣城市北京此前进行过的一次人们记忆里声势最为浩大的清理外来“低端人口”行动,曾一度导致成千上万的社会底层农民工流离失所的前车之鉴,又有何不同?

马时亨作为香港本地公营铁路企业的关键人物,其因位高权重而注定不同于一个普通市民,因此民众会自然联想他的言论,某程度上是代表了港府立场。如今香港楼价高企、土地和住屋供需紧张,面对这一系列民生问题时,香港政府其实是有责任解决问题的,但如今若是港府不去积极思索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措施,反而叫它的民众到内地购房、搬去内地住,这是何等的不负责任和懒政怠政?难道没有钱在香港买楼、租楼的人,就应该被官商阶层视作“低端人口”或者外劳一般,把他们赶到内地生存自负吗?

然而,令人不解和遗憾的是,在香港有此可怕想法者,并不止马时亨一人,就如亲北京大党民建联的不少政治名人,过往也曾多次倡议过应到内地设立“香港村”,甚至还在不久前才刚落幕的中国“两会”之上,高调提议过这一项目。而马时亨之流提供的城市发展观点乃至他们口中所谓的陆港融合方案,实际上这些建议背后所包藏的祸心,都是值得尤为警惕的。今时今日,北京重点推动在香港及珠三角多个城市发展自己的城市群计划,以期打造比肩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超级经济带,但是眼下,马时亨们却于此间,依照着他们自己的臆想,枉顾更多大局利益,而随意将政策解读与执行进行篡改和演绎,这只会对参与其中的香港及内地各个城市不利,对湾区的前景更是有害无益。

现下,香港似乎总是被用关键词“政治不稳”来定义,诚然,港府已在极力制止本土自决和分离主义抬升的政治迹象,并尤为注重以教育重塑本地的身份认同迷惘。但这不意味着,止住有违“一国两制”框架的分离主义政治风潮,就算政通人和,再无事忧。因为民怨之势能,过往确发泄在了错误的渠道——例如政治上,可一旦将其倒逼回“正轨”,也即让其只得面对本来所在的民生场域,其中之矛盾实则更甚尖锐且猛烈。

一如追求香港普选的抗议活动,看上去似乎演绎了走上街头的普通市民对更广泛政治自治的迫切要求,而实际上,背后更多的是出于人们对现实民生及自我境遇的不满和宣泄。即便过去还有更多理性群体,能够保持对民生矛盾的冷静审视和转移克制,但当有一日,阶级矛盾的矛头重新投回民生领域之时,令怨愤失控爆发,恐难言不会危及香港稳定和对“一国两制”的落实——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份参与决策的治港者过往将香港问题纯粹局限在封阻分离主义这一命题上,系属一叶障目式的结构性意识疏漏与盲目,也险些遮蔽了香港更深层的隐形问题。

若将此一问题延展开来,症结其一正如马时亨这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长期以来皆以私利出发,置香港社会的现实积弊和民生需求的困惑于不顾,做着损害香港长远利益的事情,这一群体才不可谓不是香港人最大的噩梦!就如今次,如果马时亨是想说,粤港澳大湾区有许多的房地产投资潜力,只需鼓励港人北上买楼便可,但其现今的话,从本质上讲就是在揩港府的油,并心甘情愿地当着商界的买办,这只会让人觉得香港的权贵,根本不顾百姓的居住问题,只是一味想着赶走他们眼中的“不能适应生存者”。如此说话不经大脑之人,竟可身居庙堂高位,只得感叹这怎能怪香港的年轻人对社会“主流价值”何其反感、对前途未来何其迷茫,恐怕更不能怪香港人对于当下的时局,为何感到越来越不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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