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访问日本以后，中日两国就《海空联络机制》达成了重要共识。其中，重新搁置钓鱼岛问题成为机制得以签署的关键，而将近46年前搁置争议的原因，也被披露。
据报道，1972年9月2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进行了如下的对话：
田中：您对尖阁诸岛（中国名：钓鱼岛）怎么看？不少人向我提到这个问题。
周恩来：这次不想谈钓鱼岛问题。现在谈这个问题没有好处。因为发现了石油，这就成了问题。如果没有发现石油，台湾和美国都不会把它当回事。
田中就任日本首相是在1972年7月7日。在那之后不到3个月时间里就访问了尚未建交的中国，参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在谈判的第3天，田中提到了40年后成为中日之间最大悬案的尖阁诸岛问题。
据日本外务省公布的记录显示，中日两国首脑提及尖阁诸岛问题仅仅是在这个时间，在第二天所有谈判都达成了共识。1972年9月29日，两国首脑和两国外长签署了倡导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共同声明。
日方始终称是中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时主动搁置了钓鱼岛问题（图源：VCG）
据参加谈判的双方相关人士留下的证言显示，围绕尖阁诸岛问题，田中和周恩来此外还曾交换过意见。不过，即使仅根据日本外务省公开的记录，也能弄清在实现邦交正常化之际，双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怎样的处理。那就是推延解决。
围绕尖阁诸岛问题，现在中国政府主张“中日之间曾经有搁置争议的共识”，但日本政府声称“不存在这种共识”，因此双方尖锐对立。虽然并不存在落到书面上的协议，但实际情况则是双方在搁置争议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可以说定为搁置状态。”当时以日本外务省条约局条约课长身份参加谈判的栗山尚一如此指出。
栗山还声称，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不希望涉及尖阁诸岛问题是周恩来的提议。事前告知了日本方面。换句话说，日本方面接受了这一提议，但周恩来基于什么样的想法而提出这一建议仍充满未知数。
根据从很早以前就参与制定中国对日政策的张香山（后来的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留下的文章显示，中国为了发展对日关系而敲定基本方针是在20世纪50年代。领导层在1955年3月以书面形式提出了如下的对日政策基本原则。
（1）反对美国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要求美国撤出日本；（2）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改善中日关系，争取逐步达成外交关系正常化；（3）争取日本人民，建立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4）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改变对华政策；（5）间接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和要求独立、和平、民主的运动等。
反美色彩鲜明是时代特色的反映。自从朝鲜战争以来，美国推行了严密的对华封锁政策，明显偏袒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而日本于1952年在美国的压力下与台湾缔结了邦交。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缓解与日本的关系，称得上是旨在打破美国的封锁政策、在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之间的正统性斗争中巩固优势的战略性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提出的是通过与日本各界的交流、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的独特方式。
不久之后，中国与曾为同盟国的苏联发生了激烈对立，1971年中国戏剧性地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从结果来看，可以说对美关系的缓解直接带来了对日关系的发展。而在日本国内交朋友的战略创造了中日友好热潮，并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贡献。
无论如何，没有迹象表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领导层曾试图向日本主张尖阁诸岛的领土主权。
《人民日报》1953年甚至刊登了明确表示该岛属于冲绳的报道。此外还发行了显示该岛属于日本领土的地图，将该岛视为日本领土的印象非常强烈。
有分析认为，如果上述情况属实，周恩来很可能自己觉得中国的主张站不住脚。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实现事实上的搁置状态可以说是周恩来的外交成果。另一方面，日本也没有积极致力于领土主权问题的解决。当时，已成为“最大的战后处理案件”（栗山语）的对华关系的发展才是第一优先课题。
在谈判中被视为重要焦点的是如何处理台湾和日本的关系，和如何进行赔偿等问题。
其后的中日关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可以说实现了飞跃发展。田中和周恩来的功绩被两国同时认可。不过，当时就有观点指出，由于双方都急于实现邦交的正常化，或许缺少了冷静看清相互实际情况的从容。
担任日本经济新闻社第一任北京支局长的鲛岛敬治曾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次日的报道上表示，“能够感觉到，有关日中关系史的理解方式存在短时间内无法弥合的巨大鸿沟。”不得不承认，这个警告至今仍切中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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