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政坛，“同乡变同党”“同僚变同党”，所谓“上海帮”、“山东帮”、“山西帮”的说法一直存在，在习近平和中央权威不断加强的情况下，所谓“地方帮派”的生存空间则越来越小。这也得益于中共逐步完善的官员异地交流和升迁制度，是任何一个政治制度不断完善的必然结果。
中国政坛正进入新一轮结构性的重新洗牌，地方派系的走向“消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共吏治的演变走向，宣告地方派系主导中国政治的时代走向终结。
进入2018年5月之后，随着中国党政机构改革顶层设计的确立，中国三十一省地方人事，尤其是省市常委密集调整。
在这些人事调整后，有一个十八大后就呈现的政治变化再次凸显，就是突出异地调整，打破山头主义和地方派系。可以说，经过近6年的政治“处理”后，曾经左右中国地方治理模式的地方“派系”，或者称之为山头主义，正在随着中共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建立而逐渐“消弭”。
地方人事频繁调整 异地调任凸显中国两会结束后，各地方大员频繁调动。3月份，有10余省份的省级党委常委“班子”出现人事变动，其中，河南、青海、江西、四川、广西等5省份的省级党委“一把手”调整。 其中，广西、四川、河南新任省级党委书记均由异地调任。
在省级常委层面，在5月上旬，曾经在短短一周之内，就有9位省部级官员职务调整，而其中多数也是“异地调任”。
习近平用了五年时间，将困扰中国政坛许久的“山头主义”和“地方派系”，打压到接近消亡（图源：Reuters）
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异地调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山头主义”和“地方派系”。
凡对中国政坛有所了解之人都明晓，中共自建国之初，对于整个官场的架构初衷就是省委书记多由中央选派，行政首长大多选自当地，省级常委班子和下行县市的领导也是多省内异地调动、升迁，中央不过多干预。这种处理的一个好处就是省委书记的权力极大，再加上省委常委中军方代表的势力，“一党一军”的架构能够有效地把控该省直接受制于中央。而省长和其他中基层干部，由于是本地官员，当然会对本省的经济、社会状况有所了解，不会出现政策制定“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况。
据统计，这种“外来书记，本土省长”情况，在政治版图中频繁地被适用在新疆、西藏、内蒙古三个大的民族自治省，以及贵州、甘肃等省内的民族自治州。再有两个特点鲜明的代表省份就是“经济重地”广东和上海。例如广东，十八大之前，广东地方势力盘踞的一个例证就是省长一职紧攥在手，未曾旁落外地人。
以目前广东省省委班子12名常委来看，从其履历分析，在这12人中只有4人——中央候补委员，省常委、常务副省长林少春；省常委、政法委书记何忠友；省常委、秘书长江凌；省常委、统战部部长曾志权算是“本土官员”，其中何忠友也并非广东本省人，而是安徽官员，只是有长期在广东工作的经验。
传统来说，广东本土的地方势力主要分为客家、潮汕、广府三大势力，其中又以1949年后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开国元帅叶剑英为代表的“客家帮”势力最大。在改革开放后的1980至1990年代后，广东本土的地方势力一度发展到顶峰，广东书记入政治局一度成为惯例。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央开始压制广东地方势力，李长春1998年空降广东后，开创了“外来书记、本土省长”的模式，从李长春、卢瑞华，到张德江、黄华华，再到现在的胡春华、朱小丹（生在广州的外省人）都是如此。而近十多年来，广东遭整肃高官中，除深圳市长许宗衡是湖南人外，省人大副主任于飞、欧阳德、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副主席兼统战部长周镇宏、中山市长李启红、茂名书记罗荫国、揭阳书记陈弘平、肇庆市长邓耀华等，都是本省籍。
可以说，十八大之前，广东官场本土干部与外地干部矛盾重重的传闻不是空穴来风，早就有广东官场的人士向分析，广东官场弊病沉疴已久。该省的本土干部人数众多，且鲜有外调。他们在广东经营已久，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看似牢不可破的巨大关系网。广东一度最大的问题，是中基层干部“本土化”过于严重，文化排外情绪浓厚。
不只广东相比广州，上海政坛“水泼不进”的情况更为明显，从1981年汪道涵开始，直至今天的杨雄，33年8任上海市长都是上海本地人或者来自受到沪影响辐射的宁波地区，并发迹于十里洋场的官员。
此外，江苏、四川，山西作为曾经“地方派系”色彩浓厚的地域，也在经历同样的“范式转移”。
例如在十八大后，江苏官场地震不断，继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于2013年10月17日被查，南京市原市委书记杨卫泽、江苏省委原常委兼秘书长赵少麟、江苏省连云港市原市委书记李犟及南京市委常委、建邺区委书记冯亚军等接连落马。不仅如此，从江苏官场崛起、后外调他省的云南省委原省委副书记仇和以及辽宁省委原省委书记王瑉也分别于2015年两会和今年两会期间下台。由此，从中共十八大迄今已有6名被视为江苏帮的省部级官员落马。
严格来说，江苏帮不足以称为一个派系，只是在唯GDP论的年代，苏南模式成为各地仿效的对象，由于江苏官员频频外调，指导其他省份工作，以至于出现一大批江苏出身的中高级官员。然而这批官员的集体落马，可视为政坛派系覆灭的一个注脚。
再比如四川和山西，四川地方官场的整饬最明显的特点是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案的延伸。在2013年之后，四川政坛出现以原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为代表的官员集体落马情况，也开始十八大后中纪委反腐的第一枪。四川官场崩塌说明一个现象——中国政坛常常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局面，一名在地方浸淫多年的官员上调中央，进入决策层后，曾追随他的基层干部也容易获得升迁。倘若该名高官清廉自守或任内没有出事，那就一切太平。一旦像周永康之流遭撤职查处，往往就会牵连一个至多个省份或系统的官员。
山西帮的覆灭，则是当外界对于地方派系“危害”尚不清楚的时候，首度真正认识到本届中共中央政府要打破地方山头林立的决心。
2014年的下半年，山西省委原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和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等多名山西高官在同一时间落马，担任省委书记的袁纯清被中央勒令“赋闲”，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亲赴山西督战……，由山西籍官员组成的神秘组织“西山会”被公诸于众，这个山西政商所构建出的“黑金帝国”一夕之间鸟散鱼溃。
看似寻常的人员调动、空位填补，背后的政治意味耐人解读，“中央权威的增强”、“共青团派不再是人才储备池”、“地方派系消亡”、“老人政治的退出”……经历过去五年的“解构”，有理由相信，习近平时代，中国政坛文化将迎来一次全面的“重构”。
唯一可能需要提醒中共领导人的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能够通过一个健全的体制，避免山头主义和地方派系在未来某个时间“复燃”，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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