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什么样的“乌托邦”思想，我们并不清楚——他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我们不知他离何者更近，但他为搞自己的“乌托邦”不择手段，而且首先是不择手段地谋求无限权力来“不择手段地搞乌托邦”，这就是文革，以及很多同类灾难的根源
例如，秦晖釜底抽薪：
我们何以区分“野心勃勃”与“雄心壮志”？又如何区分暴君与英主呢？一些喜欢谈道德的国人常用的一种标准，是辨析这些“理想”中是否杂有私念私欲和私利，“大公无私”的是伟大领袖，“假公济私”的是窃国大盗。但是这种标准的区分其实意义不大。首先，私欲如果是指鲜衣美食华屋艳色或马斯洛所谓的低层次欲望，那么史实中不仅暴君有清心寡欲之例，所谓的英主七情六欲也未必亚于常人。……
更重要的是，只有低层次欲望才是“私欲”吗？“一将功成万骨枯”、“为求恩幸立边功”、乃至为“换来”理想实现而不惜牺牲十八亿人（这是指毛泽东所说打核大战不惜人类死三分之二）——老高注）就不是？按马斯洛的欲望多层次理论，追求“理想”和“抱负”不但也是私欲，而且是私欲的最高层次。当然这里先要破除对“私欲”的污名，追求鲜衣美食和追求一统天下本身都未必是坏事，甚至可能是大好事，但是不择手段地追求，乃至为追求自己的衣食或“理想”而不择手段地害人，那就是坏事了。私欲的低层次与高层次或许有影响大小之分，但本无善恶之别。不害人而谋衣食是小善，不害人而谋天下可能是大善。反之，损人以图衣食是小恶，而害人以图天下那就是大恶了。
秦晖接着进一步阐述说：
所以，在追求“理想”和追求私欲之间进行区分，实际是不可能的。你有某种理想，别人未必认同；别人有另种理想，你也未必认同。你自己为你的理想献身，那是求仁得仁，但你要别人为你的理想献身，难道就那么高尚？难道就不是一种更极端的自私？
于是我们看到，古今中外的情景中有许多暴君僭主，乃至独夫民贼、元憝巨恶，……他们各自的理想蓝图与宏大事业可能千姿百态，非常不同：从秦始皇式的扫平六合大一统“家天下”，到自称“我无后乎”的毛泽东宣布要搞巴黎公社式“大民主”；从希特勒以日耳曼民族至上来“优化人类”，到斯大林以“无产阶级”至上来达到世界大同；从尼禄为再造“大理石的罗马”而放火焚城，到波尔布特为“纯洁社会”而以大屠杀再造“人民”；从塔利班头头为独尊伊斯兰神圣信仰而炸掉人类遗产巴米安大佛，到“毛主席的红卫兵”为独尊“唯物主义”神祇而踏平阙里“刨平孔坟”⋯⋯但在不同“理想”旗号下，只要不择手段，他们实际做出的旷世恶行却是似曾相识、非常类似：鼓吹效忠个人、暴力铲除异己、禁锢思想、消除多元、独尊唯一（唯一领袖，唯一组织，唯一信仰乃至唯一血统）、大规模群体性迫害，乃至集中营、大屠杀、大饥荒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
秦晖还认为：毛泽东搞文革是因为他有“乌托邦”思想，才造成灾难吗？古往今来那么多人有各种“乌托邦”思想，为什么没有造成灾难？可见问题在于手段。他为搞自己的“乌托邦”是不择手段的，而且首先是不择手段地谋求无限权力，好去“不择手段地搞乌托邦”。这才是文革，以及很多同类灾难的根源。
秦晖由此得出他的结论：
对于探讨文革这类历史问题而言必须理解：大人物的“手段”比“目的”更重要。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忽略“思想史研究”，但即便对于思想史而言，研究毛泽东何以具有什么样的社会理想模式，什么样的“乌托邦”思想，恐怕也远不如研究他何以培养出不择手段为所欲为的想法重要。
昨天我贴出秦晖文章的上半篇之后，有网友引起了兴趣，今天还有人专门撰文对我写按语的行为以及按语本身痛加驳斥，同时也质疑秦晖教授。这启发我、鞭策我学会思考，深为感谢！但其文标题《没有目的，谈何手段？》，说明他没有领会秦晖教授文章的精髓，虚设了一个靶子，然后痛批不已。秦晖绝不是说毛泽东“没有目的”，而是说在讨论文革灾难根源时，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更值得关注。我是同意秦晖这个观点的，但我问“毛泽东搞文革的动机，这个问题很重要吗”，何曾断言老毛没有动机或者“没有目的”？
“手段比目的更重要”这个问题，在秦晖文章的下半部分阐述得更为充分。希望贴出秦晖文章这下半篇之后，能澄清误解，能引起网友更深入辩论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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