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走狗”

“走狗”一词，在现代汉语里是骂人话，却并非是“古已有之”的国粹。

没有考证过“走狗”一词的原始出处，我所知道的最早的出处，就是《史记》。司马迁在《史记》中多处用“走狗”，比较著名的一是《越王勾践世家》中的范蠡，离开越王勾践后给朋友种写信感慨：“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范蠡自己辞官去经商，还告诉种，越王就这么个德性，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同乐，你干嘛还不离去。

另一个出处是《淮阴侯列传》，韩信也在那儿扼腕叹息：“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最后果然不得善终。

范蠡是南阳出生的文人、商人，韩信是淮阴出生的武人，两个人碰巧都用了同一个典故，自然是拜作者司马迁之福，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因为这是当时流行的俗语，韩信说的“人言”，就是大家都这么说。

范蠡以 “走狗”自况，并以“走狗”对“良弓”，韩信则直称“良狗”，足见“走狗”在彼时仍然是褒义，指的是“打江山”时建功立业的功臣良将。

“走狗”何时变贬义，我无从查考，也懒得费心，就我自己来讲，知道有两个地方有人用它骂人，第一个，就是鲁迅的文字，第二个，就是外交场合。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概都会读很多鲁迅，就算不读鲁迅的著作，语文课本里总是会学到这一篇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走狗，还是乏的，还是丧家的，还是改革开放之前的资本家的，三个定语一框，这“走狗”必定是贬义无疑了。

有一段时间读鲁迅读得烂熟，这段文字，本来写得有些别扭，我读起来却还是十分顺口：“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这段文字，当年初读时，只觉畅快淋漓，写作文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模仿，时时刻薄犀利而自得，结果语文老师好心提醒：鲁迅这是写檄文讨伐文贼呢，你写抒情散文，歌颂大好形势，（小姑娘家家的），还是不要盲目照搬。

以后读书多了，才知道鲁迅爱打架。鲁迅骂北洋政府的文章十分解恨，譬如《记念刘和珍君》，时时翻出来反复诵读，至今仍然佩服他的骨气。不过，鲁迅亦有很多文字是和文人圈子中其他文化人掐架写出来的，在网上看过一篇调侃文字，列举了鲁迅掐架生涯中用过的一百来个笔名，读来令人莞尔。掐架一多，他就不见得回回总是有道理的那一方了。

就说这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吧，也无非是鲁迅左倾，于是被梁实秋们讥讽为领苏联卢布，于是有冯乃超回骂，说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鲁迅更极尽其尖刻之能事，给他先加“丧家”二字，再加个“乏”字，于是“走狗”的形象就惨了，童年的印象中，这个走狗，就一直跑啊跑，跑得气喘嘘嘘、汗流浃背、东奔西突、狼狈不堪，怎么形容呢，还真没有更好的词汇形容，一个“乏走狗”足矣。

及至上大学，周围同学都人手一册《新英汉词典》，我阴差阳错，没有买到或者决定不买《新英汉词典》，而是买了一本《远东英汉大辞典》。我是好学生，喜欢学英语，碰巧教英语的老师我也都喜欢。要想学好英语，顺便也讨英语老师喜欢，就免不了要多查字典。于是书包里总是扛着这本《远东英汉大辞典》。查着查着，居然查上瘾，课文里需要的意义抄下来之后，还要顺着别的词条一条一条看下去。《新英汉词典》是1976年编成的，我后来认识的在中国长大的美国犹太人何南喜，就曾经参加过这部字典的编撰。词典里举的例句，很多都是文革时期的革命口号，《远东英汉大辞典》则迥然不同，全然不同的另一种语境，全然不同的另一套词汇，令我在学英语的同时，无意间也在学习另外一套中文。彼时仅仅觉得学英文有趣，回头一看，收获同样大的，竟是自己的中文。

出国前那几年，民国文字已经开始普及，从前的“汉奸”、“反动派”的文字纷纷解禁，读起来，竟是分外的亲切。我读书时迷过梁启超，《饮冰室文集》津津有味地很是啃了一阵子，胡适也读过一学期，写了论文《胡适的爱国主义》，老师要求我改题，云胡适怎么会爱国，他要是爱国，那蒋介石不也爱国了。另外真心喜欢的还有周作人、张爱玲等人的文字。

相比之下，梁实秋的文字我其实读得并不是很多，大都是出国后从网上零零星星读到的。据说他的《闲话北平零食》等吃货文字，大部分是他太太的杰作，然而某日深夜读到他写的《从梁启超胡适打牌说起》，却不禁拍案叫绝，自己跟自己乐个没完，一是麻将是我家祖宗流传下来的非物质遗产，二是梁实秋这个不打麻将的人，虽然对打麻将不以为然，却依然把打麻将描写得妙趣横生，足见他深得个中三昧，并非真正的门外汉。

更重要的是，梁实秋描写的麻将桌旁，尽是梁启超、胡适、潘光旦、徐志摩等现代大儒、大诗人，这些人彼时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后人景仰、评说、臧否、八卦的如雷贯耳的大人物，也无非是一个个抓耳挠腮、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麻将君子而已。梁启超一句“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就可以令吾辈引为知己矣；胡适在牌桌前苦思冥想、斟酌再三，最终还是出了一手臭牌，输钱太多，还得以大额支票付账，输钱外，更多的是尴尬和窘迫；诗人徐志摩，《再别康桥》时是那样愁肠百结、温婉如玉，居然是打麻将的快手好手，我说不出是失望还是惊喜。梁实秋寥寥千字，这些人就都从他们的文坛神坛上一一走下来，或者是紧张地看着自己手里那一把好牌（或臭牌），或者是温和地冲我们笑着，也或者是害羞地搓着手，政治上的左右、红白不论，若是闲谈小聚，这一群老头儿，只怕都比那个永远怒气冲天、横眉冷对的鲁老爷子可爱得多，亲切得多。写出这样文字的梁实秋，就算是个“乏走狗”，倒也算不得很可怜，又加之老年偏居台湾，就算是“丧家”，却也逃脱一劫，晚年和年轻歌星韩菁清的忘年恋居然还终成正果，亦是大幸了。

除了鲁迅这篇文章，我读到、听到“走狗”最多的地方，自然就是涉及外交的报纸、杂志、广播了。 小时候略略记得一些，印象并不是很深，正经读书时，业余阅读一找翻译文字，一找民国文字，对官方文字避之唯恐不及。及至写博士论文时，隔一段时间去一趟哈佛的拉蒙特图书馆，查阅那里收藏的美方翻译搜集的中文报纸摘要，这才深深体会到，“走狗”这个词，在中国的国际新闻和外交文献中，有多么高的使用率。

十几年前，科技还很落后，互联网只用来发发email，我查阅报刊摘录时，用的还是缩微胶卷。于是就没法统计，《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中“走狗”的使用频率究竟有多高。反正读到任何亲美仇华的国家、组织或个人，基本上就都是“走狗”了。一次一次读到“走狗”，才想起童年时听过的广播、看过的电视，耳边响起的关键词有“阿沛・阿旺晋美，赛福鼎・艾则孜”，有“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有“盛大的示威游行”，剩下的嘛，就是 “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了。

维基说，英文中第一次使用“running dog”这个词，有记录的应当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1937年的《西行漫记》，但同一个词条又说“走狗”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清代，我们明明知道这个词《史记》中就有了，显然不确，我依然是懒得再去考证，就此存疑。

将“走狗”翻译成“running dog”而不是“walking dog”的某位翻译人士，应该是有古文功底的，因为这里的“走”，并不是现代汉语里慢慢腾腾、大摇大摆、不慌不忙的走，而是手忙脚乱、抱头鼠窜的奔跑。翻译成“running”，也包含了摇尾乞怜、百般讨好的成份，在中文语境里，是十分生动的形象。

然而，这么贬义的词，离开了中文语境，杀伤力却消失殆尽。我碰到过好几个教授，上课或交谈中提及新中国外交时，都忍不住要提“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一边说，一边脸上还不由自主地浮出一层微笑。

问题的症结在于，在英文语境里，狗是最受欢迎的宠物，一个开开心心、跑前跑后的狗，更是惹人怜爱。碰到国际冲突时，中国政府义正词严的谴责文字，每每都是基本上一字不改地照抄那一段官样文章，用英文读起来，就总是有一种喜感，读起来令人忍俊不禁。

2016年6月18日，著名外交家吴建民不幸因车祸逝世，《三联生活周刊》上登出一篇悼念文章《吴建民经历的新中国重返联合国》，里面就提到了一件“走狗”趣事。中国代表团初驻联合国那一年圣诞节，“距离我们旅馆10米远是家银行的办公室，圣诞节前两天，他们挂出来一个标语，上面用英文写着，‘向中国代表团致敬’，落款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肯定是觉得‘走狗’这个词太有趣了。”

时至今日，中国外交日趋成熟，与张口闭口“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时代相比，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外交界眼下是鹰派当家，吴建民是鸽派领军人物，一直提倡与国际接触，在南中国海局势紧张之际，早已沦为少数派。如今斯人已去，只怕强硬主战派更加猖狂。愿吴大使的学生传承他的外交智慧，致力于促成不同文化、种族、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平等交往，吴先生九泉之下可得安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