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消息称，中国江苏省建湖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成万东，在浙江学习培训期间自杀身亡。
抑郁症已成为中共官场的“头号杀手”（图源：VCG）
陆媒报道显示，北京时间5月23日，建湖县的官员研修班在浙江大学开班，培训为期7天。成万东即为第一期研修班的学员。
这已是5月份以来，有公开报道的，第四位中共官员。
其他三人为天津农商银行党委书记殷金宝，5月26日在其办公室割腕身亡。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副区长、公安局局长郑金车，5月24日在广丰区市民中心大楼坠楼身亡。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晓明，5月21日坠楼身亡。
更早之前，在5月10日，还分别传出浙江省宁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虎森坠楼身亡；浙江省衢州市纪委书记监察委主任李伯来跳楼跳残。不过官方对此未加证实，仅在社交媒体有零星消息。
近这样一份不完全统计，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有6名官员自杀（自杀未遂），中共政坛似乎陷入“五月魔咒”。
而具体的自杀原因，官方公布北京市副秘书长王晓明患有抑郁症，其他人则尚未有相关消息。不过社会舆论似乎更愿意将自杀官员做某种“有罪推定”，在很多人看来，社会地位与生活质量远超一般水平的官员也会自杀，是不可想象的。
不论如何，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已成为中共官场一个严重的问题，特别是近些年来，该趋势愈演愈烈。2017年4月有统计显示，从2009年到2017年，中国官场累计有243名官员自杀，尽管这并意味着官员群体的自杀率就高，但仍值得警惕。
有分析称，梳理官员“非正常死亡”的全貌，大致可划定三种原因。其中“抑郁症”是官员自杀的第一杀手。如上述2017年的统计，243名自杀官员中有大约半数被明确诊断为抑郁症。
譬如2017年5月自缢身亡的徐州市政协副主席李京城，就在其缢亡现场留有“忧郁严重，彻夜难眠，痛苦万分，以此了结。李京城”的手书文字。在此意义上，自杀的官员也和常人无异，身份不应成为他们遭受恶意揣测的焦点。作为高压人群，官方应考虑建立心理疾病定期咨询机制，加强对官员群体的精神障碍知识普及，甚至可以将抑郁症列入体检项目。
而另外两种原因，则被认为可能是“畏罪自杀”或“被自杀”。前者自然是恐惧或者已经获知被调查，无可奈何下的选择。后者则有可能来自多种因素，或许是避免被继续调查，以此保住贪贿所得，或许是官场的利益供需逼迫，“死了他一个，保住一群人”。
如官员自杀是后两种原因，则中共应当更加推动制度反腐，强化腐败调查的透明性、程序性、独立性，同时并不将“死亡”当做结案最终指标。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