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轮中美贸易战，美国政府封杀中兴，中国在核心竞争力上面被卡住脖子。中兴事件后，习近平不到两个月五度发声，“要靠自己的努力，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就如何铸造“大国重器”，中兴事件在中国朝野引发政策大争论。
徐匡迪被多家媒体称为“雄安设计师”（图源：VCG）
中国两院院士大会前夕，北京时间5月27日，中国大陆媒体《中国科学报》就“中兴事件”和“大国重器”话题采访了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徐匡迪还担任着中国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一职，因主导了习近平“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规划设计，被多家大陆媒体称为“雄安设计师”。
中国缺少“大国精器”徐匡迪直言，“我们现在大国重器有了，但还没有‘精器’。也就是说，肌肉强壮了、骨骼长大了，但是心脏和脑子还要靠别人。这是不行的。”他表示，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制度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把各路科技大军组织起来共同攻关。从上世纪60年代的“两弹一星”到现在的各种大科学工程，都值得自豪。
但遗憾的是，中国很多关键核心精密元器件还要靠从外国引进或者仿制。
和习近平一样，徐匡迪也认为“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它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只有靠我们自己搞”。
中国“需要突破的是基础和核心的部分”。
但徐匡迪认为基础研究在中国存在体制机制障碍。“企业从成本考虑，觉得划不来，没有非搞不可的动力。而对于科研人员来说，现在科研评价体系的导向是做出了什么东西、产值多少、增加利润多少，不出产值、不出利润甚至赔钱的东西，单位不大愿意投入，领导也不会特别关注。”“中兴事件打醒中国”和徐匡迪几乎持类似观点的，尚有中国腾讯公司主席团主席马化腾。后者在5月26日的“未来论坛深圳峰会”上称，“中兴事件把中国打醒了”。
“刚才我们在会议室交流的时候，也提到中国的科学、科技有一个特点，‘北方以基础学科为主，但南方以科技应用较强。’的确是这样，像我们所处的互联网行业，虽然现在讲‘新四大发明’，讲移动支付在全球领先，但实际上这还都只是科技应用，回归到基础科学研究来说，整个中国其实基础还是非常薄弱。”“尤其是最近的中兴事件，可以说更加把大家打醒了，所以说移动支付再先进，没有手机终端，没有芯片和操作系统，就完全像沙滩上建立起来的楼房一样，别人一推你就倒，别看着表面很辉煌，但真正竞争起来的话，你是没有任何实力的。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
今天中兴事件正在得到妥善的解决，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现在这个时候，大家要更加关注基础学科的研究。”创新要“尊重个性”基础科学创新，包含知识经济的三个环节：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应用。这三者需要的体制和文化条件，可能有一些不同。
中国目前最强的是知识传播，其次是知识应用，最薄弱的是知识生产。中国的教育普及还不错；知识应用因为市场机制和利益驱动，中国民营企业一直跟进；但是知识生产（原创的创新）高度依赖于高质量的教育，中国相对落后。
对此，中国经济学家周其仁曾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的座谈会上称，“知识生产，还是要讲点特殊，要保护少数、尊重个性、承认天才，没有人人都行那回事。
从哥白尼、牛顿到爱因斯坦，包括陈景润，一共也没几个头脑；但知识一旦生产出来，经过教育普及和市场应用，可以让全人类分享受益。看到这一点，要理直气壮地支持知识生产，不受流行观念的干扰”。
而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认为，获得创新原动力，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自由思想市场”。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需要做，都是由政府认定的。但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学家不能这么做，不能就如何发展经济制定蓝图。经济学家和其他人参与‘思想市场’，都能为此做出贡献。
当人们提出并讨论不同的理念时，更好的理念就会脱颖而出。人们可以进行新一轮的讨论，又能产生出更好的理念。然后把这些理念付诸实施，我们就能鉴别其效果。这些经验和实验能为我们的讨论和辩论提供正确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至关重要。”无论是周其仁讲到的“尊重个性”，还是科斯提倡的“自由思想市场”，这对事实上实行一元化领导的中国社会，以及高度行政化科层化并实行严密控制的中国高校来说，改变起来都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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