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姑勿论《小团圆》的出版，是出卖了张爱玲的信任、违背了她的遗愿，抑或还给她一个公道，当中充满的反讽意味，却是如假包换的张爱玲。张爱玲小说最特殊的一刻总是充满反讽，揭露生命最好与最坏的内在秘密。
反讽(irony)之于张爱玲，一如浪漫之于徐志摩和费兹杰罗(Fitzgerald，《大亨小传》作者)；愤怒之于鲁迅；悬疑之于希区柯克（希治阁）。反讽不仅是她最喜欢用、用得最得心应手的修辞工具（rhetorical device），以及最善于炮製的文学效果(literary effect)，更是她把生命含在嘴里，咀嚼一番之后吃出的滋味。张爱玲小说最特殊的一刻总是充满反讽，她以反讽向读者揭露关于生命最好与最坏、最美妙与最丑陋的内在秘密。
反讽可以是文字上和语言上的，来自字面上的意思与含义的不协调。《倾城之恋》里面的花花公子范柳原，正是这类口不对心的反讽大师：他明明已经把失婚妇白流苏玩弄于股掌之上，却对她说「无用的女人是最厉害的女人」。其后他打电报到上海叫流苏往香港，白老太太向流苏说：「既然是叫你去，你就去吧！」流苏知道自己失败了，柳原以胜利者的姿态在码头上迎接她，看见她说的一句话却是：「你就是医我的药。」
反讽也可以是戏剧性的，来自角色对其抉择和行为的重大意义或严重后果毫不知情。最经典的例子是《倾城之恋》的结尾，一直在两性战争中节节败退的流苏，因香港的陷落做了「名正言顺的妻」。然而她不觉得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何微妙之处。「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反讽有时来自角色的处境，他们行事的动机与事情导致的后果完全不相称。例如《娧莉香片》的言丹朱亲近怪里怪气的聂传庆而险遭杀身之祸，因为她以为聂传庆会爱她，以满足她的虚荣心。谁知缺少父爱的聂传庆更想得到言丹朱父亲言子夜的关爱。身为大学教授的言子夜，曾经与聂传庆母亲谈过恋爱，差点做了他的父亲。
然而张爱玲最喜欢的一门反讽，也是最令读者刻骨铭心的，还是那种来自宇宙、时间和人类生存处境的反讽。《半生缘》里面的男女，不管是曼桢和世钧，还是叔惠与翠芝，都在时间(time)与缘份(timing)的巨掌里被抛来抛去、肆意玩弄。最后曼桢只能对世钧说：「我们回不去了」，而叔惠与翠芝在灯下相对，望著窗外的漆黑夜色，都「若有所失，有此生虚渡之感」。
由此可见，反讽不只是张爱玲笔下角色呼吸的空气，也是她小说艺术的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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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她身为名人却不愿意付出公众人物的代价，晚年更效法她心仪的好莱坞巨星嘉宝，离群索居，筑起一道与人隔绝的牆。她在遗嘱中指示将她的遗体火化，然后将骨灰撒在无人之处。张爱玲早在十七岁的时候已经写道：「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尼采说「他人即地狱」(others are hell)，张爱玲对此想必心领神会。
可是对猥亵不堪的人生种种否定面(negativities)深恶痛绝的张爱玲，最终死后还是逃避不了这些否定面的缠扰。张爱玲生前避过了传媒的揭露式负面报道和恶意中伤，但死后还是得到一个偶像在名人时代迟早要接受的标准和合乎偶像规格的「款待」(standard treatment)----将他们阴暗、猥琐和难堪的一面公诸于世，以证明他们虽然是名人和偶像，但也跟普通人一样，脚上沾满泥土(feet of clay)。
《小团圆》出版，彷彿为有关张爱玲曾经在美国打胎、与导演桑弧有性关系等传闻，提供了「documentary evidence」(文件的证明，宋泣语)。宋以朗在《序言》中，亦发表了一封邝文美(宋泣妻)写给张爱玲的信，里面提到「Stephen (宋泣洋名)没听见过你在纽约打胎的事，你那次告诉我，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张爱玲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如果张爱玲的作品是一袭华美的袍，这些传闻以及我们对这些传闻的关注，就是爬满在她那件「华美的袍」的蚤子。张爱玲的脚上的确沾满泥土，但她不是在《忆胡适先生》一文中说过，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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