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施行西方代议式民主制度已久，长期以来，不论是国民党、民进党，总是将台湾施行民主的功劳自揽。不过，台湾《美丽岛电子报》2018年5月29日公布5月份“国政民调”，有多达75.7%比例受调查民众评价国民党、民进党自1996年台湾施行总统直选以来的政治现况为“蓝绿恶斗”，美其名是“激烈的政党竞争”，然而，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则与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无异。
台湾立法院时常出现不同立委冲突画面，民众对“蓝绿恶斗”的印象鲜明(图源：中央社)
《美丽岛电子报》的“国政民调”中有一罕见提问“1996年（台湾）总统民选之后，国民党、民进党皆两度执政，两党执政表现…”，结果在访的1,072人中，有高达75.7%选择“蓝绿恶斗比较多”，只有11.1%选择“良性竞争比较多”，2%选择“一半一半”，另有11.2%拒绝作答。
台湾的民主制度主要透过选举来显现，若依照西方政治学者杭亭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著作《第三波：20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中对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化过程，必须历经民主转型、民主巩固及民主深化阶段，依据杭亭顿的定义，台湾已经历经两次政党轮替，并没有出现不服从选举结果的输家，理应进入“民主深化”阶段。
然而，何以民众对已历经两次政党轮替的台湾民主制度未评价为“良性的政党竞争”，反而评价为“蓝绿恶斗”？或者，更正确的说，是马克思主义者常用的“政治斗争”(political struggle)。
什么是“政治斗争”，马克思( Karl Marx)与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说“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谈话稿中，将“阶级斗争”定义于“敌我矛盾”、“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多数台湾人民认知“斗争”或“政治斗争”等字词缘自于“非民主阵营”，对中共党史有稍微认识的人，还知道毛泽东在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谈话稿发表后不久，随即发动“整风”、“大鸣大放”、“反右派运动”，乃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所谓的“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只要被认定可能危及政权，可以马上恶化成“对抗性的敌我矛盾”，腥风血雨、牵连者众。
因此，“斗争”在台湾是“负面词”，举凡“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的所有作为，如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掌权初期展现的“天威难测”，或是习近平打贪、薄熙来、周永康落马以及“两会”期间修宪免除中国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等，无论其作为有无正当性，在台湾一律被冠上“政治斗争”，好像若不如此，似乎就无法在字面上显现“专制、威权”的政治不透明及领导人阴险、狡诈，并从而对比出民主政治相对透明及可贵。
不过，台湾人不喜欢“政治斗争”这个词，难道民主社会就没有“政治斗争”吗？
每逢选举，“台湾”就成为政治动员的符号
举例来说，台湾至今3位已卸任的民选总统，卸任后无一幸免的官司缠身，无论有罪、无罪，总是难脱自两蒋威权时代以来“司法为政权服务”的印象，“权力分立、相互制衡”的民主原则能否落实，一直是台湾民主制度的重大挑战。
此外，民进党政府挟立法院席次多数优势，打着“转型正义”旗号，通过《不当党产处理条例》、《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创设集行政、准司法权力于一身的“独立机关”，深化的是台湾的民主，还是民进党的执政。台湾分处蓝、绿不同阵营的人当然会有不同看法，但不论是哪种看法，恐怕都无法否认其中有“收拾国民党”的明显恶意。
或许有人会以“激烈的政党竞争”形容，但这种因政治立场不同而“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不同解读，难道不正是赤裸裸的“政治斗争”。
《自由时报》曾在2006年时9月发表题为《人民内部矛盾何必激化成敌我矛盾？》的社论，彼时正是陈水扁贪渎案件爆发，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发起“百万人倒扁运动”(又称为“红衫军”），有不少参与运动者在初期主张冲进台湾总统府，仿效菲律宾2001年反对执政者贪腐发动“人民力量革命”，终结陈水扁的统治，社论借用毛泽东之言，影射“红衫军”行径如同红卫兵，是在“搞革命”。
然而，“红衫军”最终没有冲进台湾总统府内，群众虽然走上街头，但并没有踰越“法治”的红线。
2008年举行的总统大选与立法委员选举，台湾人民透过选举做出选择，不仅马英九大胜，国民党也在立法院113个席次中斩获了空前的81席，显现出台湾民主价值及选举制度的可行性。
“人民内部矛盾何必激化成敌我矛盾？”这句话真对，如果民主制度是台湾人民共同的价值与珍宝，政党竞争应该是在法制内“异中求同”的过程，“两岸相处之道”有多元可能就应该成为被讨论议题，而非被窄化成只有“统、独”二元选择，每选举一次，台湾社会就撕裂一次，也难怪有75%以上民意会认为台湾政治只剩“蓝、绿恶斗”，这一点，对台湾的蓝、绿政党都是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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