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一段十九大会场上的情景，大家还记忆犹新吧——
“同意的代表请举手。”北京，人民大会堂，两千多名十九大党代表同时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全场肃静。几秒钟后，会场不同位置的六名计票人分别高喊“没有”、“没有”、“没有”……中共党章修正案就此在无一人反对、无一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全场掌声雷动。
这是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十九大）闭幕前，表决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时的一幕。坐在主席台中央的习近平号令举手表决，“同意”时全场举手的场景并不陌生，但“不同意请举手”时的七声“没有”，却意味深长。（端传媒《权力剧场中，威权是如何被“加冕”的？》）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中共领导集团，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的资源和实力，相比之下，中国的被统治者，除了人数巨大之外，其它都处于绝对劣势，双方就是刀俎和鱼肉的关系、虎狼和羔羊的关系。中共在执政操作中，完全可以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实行党政合一的党国制度，不是更干脆、更直接、更多快好省吗？为什么还要从中央到地方县一级设立人大——以及政协？为什么还要八个“民主党派”？为什么还要工会、妇联、青联、学联、工商联？为什么要一年一折腾、五年大折腾地开“两会”换届选举？
如果说，中共建政初期，政治实力不够，还得搞统战利用各方力量，但是经过“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早已慑服了社会精英；经过“合作化”“统购统销”“公私合营”“人民公社化”，早已把所有臣民都牢牢控制在掌心。他们还有什么必要“挂羊头卖狗肉”，为什么不直接“扔羊头卖狗肉”？
其中必有原因。
但我，正如有的博客所训斥的：“高伐林是一个不爱思考、不会思考、不善于思考的人”，我真的答不出来！
更进一步想，中共自己，开劳民伤财的党代会干嘛呢？毛泽东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从七大到八大，足足过了11年；从八大到九大，更间隔13年；九大到十大，却只有四年……党员和官员，谁敢说个“不”字？我更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后来从十三大开始，就形成了五年一次开党代会的规矩？不开如何？开了又如何？
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海外最大的新闻热点就是何频所领导的多维媒体和明镜媒体，提前公布了中共新领导层的名单、名次，被后来的中共党代会“选举”结果所证实。尤其是十八大，明镜提前一个月，又是出书，又是上网，不仅公布了政治局七个常委名单和排位，而且公布了政治局全部委员的名单，他们将分管的领域；而且同时还公布了书记处的名单，中央军委的名单，国务院领导成员（总理、副总理和国务委员）的名单，中纪委的名单……一时舆论大哗，人们瞠目结舌、半信半疑。但到了十八届一中全会开过，新华社公布名单，竟然除了一人（海军司令员）之外，全部不差！
这就说明，中共煞有介事的所谓酝酿名单、选举程序、让代表届时按投票键云云，无一不是假招子！
人们说，这绝不可能是何频的天才预测，必有人泄露机密！我也相信是这样。但问题是：最高层是谁泄露出来的？为何泄露出来？何频在海外抓不住，抓这个内部的泄密者应该不费吹灰之力吧！——因为能获知这样最核心机密的嫌疑者，范围非常之小，不会超过十来个人。对这等滔天大罪，为何无声无息，习近平、王岐山竟然放过？
中共不查不问，是不是说明，他们不当回事，不在乎海外提前一个月就泄露最高层的人事机密，不在乎让人们知道所谓“党代会选举”，就是走个过场？
好吧，就算如此。既然这样，为什么他们还要乐此不疲地、一次又一次、五年复五年地开这个党代会呢？开党代会究竟是要蒙谁呢？如果甩掉这一切外衣，干脆，就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为名，不再开党代会、人民代表大会，党只定期发布中央红头文件宣布新政策、新名单，或者党中央机关报发布社论就行了，不是省去多少亿的会议经费支出，省去无数官吏从基本工资、职务津贴到退休金、医疗费的开销，也省去对北京市民的多大干扰冲击，更省去党内外、国内外多少冷嘲热讽？
批评我“不爱思考、不会思考、不善于思考”的朋友，我期待“爱思考、会思考、善于思考”的您，能找出答案！
近年网络流行一段绕口令般的名言：我们都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为什么中共还要这么干？
在我困惑不已之际，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吴国光教授的中文新书《权力的剧场：中共党代会的制度操控》年初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在纵览中国网站看到该书的序言，很受启发，转载在这里。我没有当过中共全国党代会的代表，但是我曾在共青团中央工作过，参与筹备过两次团代会、一次全国青联和全国学联的代表大会，还作为工作人员，参与过一些中共重要会议（中共开大会时往往还是人手不足，要从各个系统抽调人员补充），对吴国光文中所写的内容，感到十分熟悉，并从他的文章增进了理解。
我与吴国光没有直接交往，但在几次研讨会上与他见面、听过他多次闳言高论。对他和他的思想更多的了解，是通过拜读他的著作和文章。生于1957年的吴国光，1980年代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参与政治体制改革政策设计及十三大政治报告起草。“六四”之后，先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求学，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先后在美国、香港任教，2004年被聘为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我英文水平太烂，没有涉猎过他的英文著作，他的中文著作如《赵紫阳与政治改革》（1997），《自由的民族与民族的自由》（2002），《改革的终结与中国的未来》（2009）等，拜读过一些。
最近一次聆听，就是2016年6月在加州的文革5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他提交并宣读了论文《文革中的选举：基于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研究》，并告诉大家，这是自己刚出版的英文新书所探讨的一个课题。此前我得知他的这本新书于2015年出版，书名：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现在，三年多之后，其中文版《权力的剧场：中共党代会的制度操控》出版了，我当设法弄到并拜读。
吴国光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政治转型、全球化等议题。他既是整个八十年代改革（而且是顶层改革）的参与者、设计者，又是当时和后来的研究者，对中国在文革和改革两大时代的路线转换、政坛博弈，兼具亲身实践体验和深厚理论学养，实在是研究中国改革转型过程的屈指可数的佼佼者。他这本新著所聚焦的“中共党代会”“制度操控”，也正是我所高度关心的话题。或许他提出的思路，是解答我在按语前面几段所说困惑的钥匙。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