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都会涌出一大批“高考状元”，他们先后步入政界、商界、学界，成为社会精英，民族栋梁。
他也曾是高考状元，以全国文科第一名考入北大，一个妥妥的学霸，青年史学权威，在全中国的研究领域曾掀起过不小的风浪。
郭沫若、周予同、黎澍等著名学者，都对他不吝赞叹之词。
他所发表的论文被称赞过国学大师王国维，他在《人民日报》上创下整版被摘录的记录。
倘若他还活着，日后极有可能成为中国史学界的，泰斗、大师级人物。
遗憾的是，他生错了时代，年仅32岁时，就陨落于政治运动中，不幸地被错误地枪决。
他就是：沈元。
1938年，他出生于上海的书香门第，父亲沈昌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南京政府成立后，曾任镇江县县长，后在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因“涉历巨险，忧劳至疾”而病逝。
母亲何天予，毕业于早期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是一位汉语言学家，书法家。
姑母是协和医院医学博士，姑父曾任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医学系主任、医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父亲沈昌从小他的功课就好，刚上初中时，他是班上第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加入了少年儿童团，（少年先锋队的前身）。
进入高中后，他文理各科，均为全班第一，近乎满分。
毕业后参加高考，以当年全国文史类，总分第一名的身份考入北大历史系，致力于古代史，专攻秦汉史。
学习期间，他像饿牛进入水草地一般，每日早出晚归，除了上课就是自修，终日埋头于学校的图书馆，在这里，他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
他不仅学习勤奋，还心系天下，关心时政要闻，常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曾志向远大地对同窗说：“我们就是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
在当时提倡做“螺丝钉”的社会背景下，谁出头，谁遭殃，一切壮志凌云，都被视为“狂妄”、“无知”、“自大”，他出众的才华，高调的言论，招来了不少异样的目光。
1956年，国际形势动荡，赫鲁晓夫发表长篇“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问题，国际上也对斯大林议论纷纷，引起强烈反响。
年仅20岁的他十分关心政治形势，有一次在图书馆阅览室里，看到一份英国《工人报纸》，上面全文刊载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他读后大为吃惊。
当时大学生的外语都是选择地学习俄语，不能阅读英语报纸，因为他在中学学过英语，便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私下供同学们传阅，其中特别惊人的是，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
那时候，宿舍每晚都在议论斯大林问题，他政治敏锐、颇有胆识，发表了很多独特见解，让人叹为观止。
而当时意识形态尚存，信息的管制比今天更加严格，很多资料国内绝对保密，只供高级干部查看。
醉心于学术和世界形势的他，只要看到类似的报纸，便会翻译出来供人传阅，这无疑犯了当时的大忌。
1957年，凡是翻译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都被打成右派，他也自然被定义为“极右”，被开除学籍发配到了北京西郊劳动改造，那一年，他才19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
三年后，他返回北京开始在街道上劳动。
因为才华横溢，领导爱才，加上三年困难的特殊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相对宽松，这位三年级就被北大开除的历史系学生，被破格加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
一入社科院，满腹诗书的他如鱼得水，先是在《历是研究》上发表《研究》，以当代人的眼光研究汉代的社会性质，凭借在史学、文学，和音韵学上的，深厚功底和独特视角，在史学界引起极大轰动，连郭沫若和范文澜读后，也不由得拍手叫好，郭沫若甚至还称赞他为“神童”。
25岁时，他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的长篇文章，被《人民日报》整版刊载。
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现象，一时间，他的文彩博得满堂喝彩，祖国各地的学者，都在争相谈论他。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中国，知识分子相继被打倒，专注学术但治学惹祸的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也会有这么一天。
年仅28岁的他，被列入，要打倒的“历史学界十大权威之一”，除他以外，其余九人，都是历史届大师级人物。
他和家人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
曾经接纳过他的研究所，也将他扫地出门。
他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也早已自顾不暇，哪里还敢收留他？
一年多来，不仅被摘去学术研究的权利，还要承受连续的批斗和陪斗，他亲身体验了人格的侮辱，和肉体的折磨。
他看到心爱的学术研究戛然而止，传统文化被批判、破坏，扭曲。
他想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在别人已经绝望之时，他还在苦苦死里求生。
因为他脑海中所储存的历史学研究课题，一次次在绝望中鼓舞着他求生的信念。
后来实在忍受不了批斗和躲藏了，走投无路的他选择用竟鞋油涂满皮肤，乔装成黑人闯入，非洲国家马里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结果大使不敢收留，通报中国政府逮捕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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