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中共中央审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后，评论界普遍判断，中共的权力运行机制已产生关键变革，从之前阶段性、暂时性的“小组治国”转为机制化的“委员会治国”。
如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以及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等，均在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升格为委员会。
从小组到委员会，透露出中共怎样的政治体制之变？虽然中共官方就此披露的信息极为有限，但「委员会」之人事安排及其对于党政关系的重构，仍不失为一个分析中国政治变局的路径与窗口。
从小组到委员会
熟悉中国政情的人，应该对不管是小组还是委员会都不陌生。提到小组，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6月。彼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这是「小组」首次出现在最高决策层。《通知》中强调：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
自此之后，「小组」的能量不断被释放出来。毛泽东时代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初期一度取代政治局，控制国家决策；邓小平时代的人事布局与党政分开，也依托于「小组」提供的强大支撑；江泽民时代，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口号下，「小组」从宏观延伸到微观；到了胡锦涛时期，「小组」由各常委分别牵头、独立负责，实际上造成了党内决策的掣肘，最终「九龙治水、各管一摊」。
中共的权力运行机制正在重构（图源：VCG）
眼看局面一发不可收，政令不出中南海等问题积重难返，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任后不久，便通过「增量改革」，也即保持原有政治局体制不变的前提下，成立包括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家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等在内的多个实权小组，并身体力行先后担任一把手。「全面主席」、集权等称号与批驳，也自此流传开来。
正当外界以为「小组治国」已悄然改变原有政治体制之际，2018年3月份发布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却出人意料地将四个核心小组更名为委员会。自此，中共各机构中，各种「委员会」、「小组」总计共有24个。据政治分析人士称，小组与委员会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只不过相较于作为任务型组织的小组，委员会更规范、权威，属于常规型组织。
另外从目前四个委员会的人员配置来看，不只是规格相较于原来的小组有很大提升，而且对于党政关系的重构也很明显。比如四个委员会中，虽然副主任与委员人数不等，介于1人到3人之间，但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均位列副主任一职，与一把手习近平搭配形成全新的「习李体制」。
风物长宜放眼量
每一项重大变革，背后总有一套逻辑自洽的供需原理。此番从小组到委员会之变，具象地讲，是当前发展阶段之所需，毕竟随着中国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央，遇到的事情越来越复杂多样，的确需要一场刮骨疗毒式的机构重构来加强协调，进而保障效率，但抽象地讲，则事关「第五个现代化」，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也是中共能否扛起社会主义这面大旗并走向民族复兴的关键抓手。
所谓形势比人强，风物长宜放眼量。对中共这一即将满百年的大党来说，最大的「势能」，便是如何从一个区域性大国，成长为世界性大国。诚如习近平在第二个任期开始时说到的，「大就要有大的样子」。这个「大的样子」究竟是什么样子？定然不是因各种官僚机构羁绊了改革，也不是反复纠缠于一人一事的得失，而是必须也应当着眼于更长远的未来，以及抓住在世界进入不确定周期后提供的丰富可能。
有了这样的「格局」再来看今次从小组到委员会的变局，似乎更容易理解背后的意涵。而这样的调整，似乎已经通过外交层面多头并进地「拉练」，让外界感受到了「有效体系」带来的中国势能。后续地，随着更多委员会权责的落定，变革后的中共政治体制之雏形，或将更加明晰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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