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众多顶层议事协调决策机构从“小组”变为“委员会”，被视为某种“破”与“立”，是对顶层体制进行深化改革。
尤其是在已经转为长效机制的“委员会”的人事架构中，习近平与李克强的全面搭配，体现出某种新的权力运行格局。譬如按照以往惯例，外事委员会的副主任应由国家副主席担任，但如今这一职位却委与李克强。
分析者认为，从更深刻的角度去看，全新“习李体制”的背后，其实附带着委员会对于原有政治局体制的变革。
中共自建制以来，一直采取的是政治局体制，也即集体领导体制，这也是苏联时期的制度产物。1943年4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
更具体来看，政治局集三大要素于一体：首先是最高的研究、讨论机构；其次是最高的决策机构，不管是政府的还是法律的；第三是最高的执行机构，类似于司令部。这是一个极具效率的体制，因为一旦决定，便可以迅速地转化为意志和行动。
可今次由小组改名而来的委员会，正在更大限度地消解政治局原有的「职权」。之所以谓之更大限度，是因为在委员会之前，领导小组已经部分地代办了政治局前期的一些「任务」，也即研究、讨论。此一点，在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期体现得尤为突出。
中共重构权力运行机制，政治局职能有所转变（图源：Reuters）
到了习近平时代，尤其是在委员会取代了部分小组的情况下，原有政治局的职能被进一步稀释，三大要素只剩下最高决策系统。举例来说，针对一项重大问题，委员会先研究讨论，然后提交政治局决策通过，再由各个委员会分工协调执行。考虑到委员会本身的规格与人员构成，分析者称，“政治局的功能越来越淡化了。”
而这一切变革的背后，源自于中共的全面深化改革正在触及顶层结构，正在试图去重新匹配时代的跃迁和发展要求，包含政府体制，社会运行，政企关系，央地关系等诸多要素，推动中国再度进入体制驱动的时期。
高效的体制曾经是中国快速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
譬如朱镕基从1994年至1998年间推动的历次改革，都是在认识到以机构为主要构成的中国政治体制，与国家社会快速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后而推行的。可以说，过去4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史，也是一部中国体制改革史，中国政府一直试图让国家治理体系匹配国家发展的努力与尝试。整体而言，政府部委系统不断适应新时代形势环境的变化，渐趋精简和高效。
时至今日，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局部改革已使社会调控体制的建设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各项局部的改革已经达到自己的定点，新引发的矛盾和问题必须通过总体性重构方能得到解决。
而要重构，中共顶层的权力运行机制就势必要随之改革，过去分散的的就要集中，过去迟滞的就要疏通，“核心”的确立在于人，机构的改革则是对“工具”的梳理和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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