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东京勉诚出版社出版了《作为“异乡”的日本——东亚留学生所见到的近代》（〈异郷〉としての日本 : 东アジアの留学生がみた近代），此书是《作为“异乡”的大连、上海、台北》（「异郷」としての大连·上海·台北）的姊妹篇，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徐静波教授系编者之一，本文系徐教授的编者手记。
《作为“异乡”的日本——东亚留学生所见到的近代》（〈异郷〉としての日本 : 东アジアの留学生がみた近代）
2014年6月，我去日本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在东洋大学文学部任教的和田博文教授获悉我到了东京，请我在东京站的新丸之内大厦五楼的一家法国餐厅吃午饭（和田教授在法国待过几年，曾在2004年与其他学者一起编著出版了一本《巴黎：日本人的心象地图》，似乎有一点法国情结）。我与和田教授相识于16年前，那时他还在奈良大学当教授，留着长而浓密的头发，有一双很大的深邃而亲切的瞳子。我很喜欢这样的面相。2000年他与几位朋友一起编著出版的《言语都市上海1840-1945》，使我受益良多。2010年时，他邀我加入《上海的日本人社会与媒体1870-1945》（上海の日本人社会とメディア1870-1945）一书的撰写团队，后来此书在2014年10月由岩波书店出版了。这是一次有些艰辛却十分愉快的合作。在此书出版之前，和田教授还约我为他主编的《作为“异乡”的大连、上海、台北》（「异郷」としての大连·上海·台北）撰写一篇内山完造与上海的文章，几个月之后我交出了《内山完造——三十五年的上海体验与上海观察》一文，后来这本书由东京勉诚出版社在2015年3月出版了。在法国餐厅的午饭席间，和田教授跟我谈起了他正在策划的一个计划，即编著一本《作为“异乡”的大连、上海、台北》的姐妹篇，写近代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韩国的留学生在日本的体验，以及他们眼中的东亚的近代，以此来透视近代东亚的复杂图像。和田教授约请我担任中国大陆部分的主编。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趣、或者说也是挺有意义的计划，就不自量力地欣然应允了。
2015年1月，我去东洋大学担任为期一个月的海外短期招聘教授，在一次聚餐会上，见到了我们这本书的台湾部分的主编，台湾辅仁大学日本语文学科的横路启子教授，一位年逾五旬的女性，还给我带来了一份台湾的伴手礼。横路教授在台湾已经生活许多年，除了教授日本语言文学外，对台湾文学、尤其是近代以来台湾与日本的关系也颇有研究，和田教授找对了人。
这年春天，编写工作正式启动，我初步设计的中国人有这样几位：周作人、郭沫若、欧阳予倩、田汉、郁达夫、夏衍、曹汝霖。除了曹汝霖之外，其他几乎都是文学家，倒不是偏重于文学家，而是文学家有比较多的文字留下来，容易写。曹汝霖算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晚年出了一部很厚实的回忆录《我一生的回忆》，留日时代的记述有一定的篇幅，我读了之后印象深刻，这些材料可资参考。鲁迅因为已有太多的论述，较难写出新意，就割舍了。因为是日文著作，作者不仅在专业领域上要有卓越建树，还必须是日文娴熟的，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前提条件。周作人部分我请了东京工业大学自由艺术研究教育院的刘岸伟教授来撰写，刘教授的学术生涯差不多是在日本起步的，在学界耕耘30年，已在日本出版了《周作人传——一个知日派文人的精神史》等多部著作，在周作人研究上已有斐然的成就，几乎是不二的人选；郭沫若部分我请福冈女子大学国际文理学部的武继平教授来担当，武教授1977年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期大学生考入复旦外文系日语专业，后在日本留学工作，2002年他在日本出版了《异文化中的郭沫若》，对郭沫若的在日经历有过详细的研究，6年前他在上海财大任教时曾在一个学术活动上与其相识，这次就贸然麻烦他了；欧阳予倩部分，经和田教授介绍，由东洋大学文学部的有泽晶子教授来撰写，我2015年初在东洋大学时，与有泽教授已经相识了，她以前曾在北京留学多年，中文说得很好，专攻中日的比较文学文化，一位举止优雅得体的知识女性；田汉部分，2015年1月在东京的聚餐会上，刚辞去帝冢山学院大学教授一职的宫内淳子女士，欣然答应担当这一部分，我与她在撰写《上海的日本人社会与媒体》一书时已经熟识了；郁达夫，我请东华大学的钱晓波副教授来撰写，晓波老师从大学本科开始就在日本留学，获得了杏林大学的文学博士，日文极佳，留长发大胡子，上海人，翩翩有文人风，他本意最好是担当田汉部分，对田汉已有经年的研究，然而田汉已被宫内申报去了，只能委屈晓波老师来担任郁达夫的部分，不意他交出的文稿，绝不是一篇敷衍之作，而具有相当的水准，可见他的学养功夫之一斑；夏衍部分，我向厦门大学的吴光辉教授求援，光辉教授担任系主任，又在指导硕士博士，实在分身乏术，推荐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刘妍副教授，有些偏离计划的是小刘老师专攻茅盾研究，夏衍就改成了茅盾，也同样的非常有意思。曹汝霖的部分，我曾先后请杉达学院的施小炜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潘世圣教授来帮忙，不意他们都太忙，一位忙于译事，一位忙于完成国家项目，最后只能放弃了。我向和田教授建议换成宋教仁，宋教仁在1905年末至1911年初曾在东京待了6年，完成了从一个热血青年走向宪政思想先驱的华丽蜕变，我自告奋勇地撰写了这一篇，完成之后才获知编者本人不宜担当具体的人物，于是由和田教授再去请了关西学院大学的大东和重教授来担当这一部分，另外还请在早稻田大学担任招聘研究员的吴念圣先生增写了吴朗西的部分。这样，中国大陆部分与其他地域一样，总共都是八个人，按照编著惯例，我在中国大陆部分的最前面撰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绪论性的文字《明治、大正以及昭和前期来自中国的留日学生》。
郭沫若、茅盾、郁达夫
19世纪末至20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无论从国家形态还是经济产业以及其他相关的领域，日本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农耕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同时又步各西方列强的后尘，开始了帝国主义的扩张，其扩张的对象恰好是东亚周边的中国和朝鲜（韩国）。因而对于中国（包括台湾）和朝鲜（韩国）而言，它既是一个值得仿效的成为近代先进国家的楷模，又是对自己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的存在。因而这一时代到日本去留学的东亚诸国人，大都会有一种复杂的情怀。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日本的意义主要有两个：革命的温床和新知识的媒介。尔后的辛亥革命，主要酝酿于1910年代的日本，而此后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和知识界的大批精英分子，大半也出自这一时代具有留日经验的人物。《作为“异乡”的日本——东亚留学生所见到的近代》中的中国（包括台湾）部分，着重考察的就是这些人物当年在日本的心路历程，以及这些人物尔后是如何试图将东洋的近代嫁接到自己的国土上。或许限于史料，本书选择的多为文化界的人物，其实中国近代的政界和军界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有留日经历，诸如蒋介石、张继、汪精卫、何应钦、蔡锷和陈独秀、李大钊、周佛海、周恩来等。希望今后有机会能够补足，或者再出一本中文版的书籍。
值得一提的是，成了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和韩国，20世纪初开始也陆续有不少青年渡海去日本留学，也许是政治和地理上的阻隔，也许是关注点和兴趣点的差异，当然主要是我个人的孤陋寡闻，我除了杨逵、蔡培火、邱永汉等少数几个人之外，对于书中收录的其他诸位几乎都没有知识，但实际上他们对于台湾也好韩国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存在，这次因为有了中日韩三国学者的共同参与，才使得这本书比较全面地呈现出了整个近代东亚在这一领域的面貌，这恐怕也是本书不同于既往同类书籍的最大价值所在，且作者也非常多元，日本、韩国、中国的海峡两岸都有富有造诣的学者参与。编著者也十分尊重每一位作者的主体性，并不求视角和立场的统一，这就使得本书的学术气息更加浓郁。确实，我觉得本书的文字虽然毫不刻板，可读性也相当强，但在学术上是十分严谨的，所有引文都有文献出处，正文后面还有详细的人名索引和参考文献，根据责任编辑的建议，我们还加上了相关的详细年表，应该说，作者和编者都付出了相当的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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