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十九大上说，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这里的“新”，不只是时间上的，更是思维范式上的。如果不能用更为现代的思维去理解中国当下政治，如果不能用更为超脱的意识去回顾以六四为代表的历史事件，就不能称得上是“新时代”。对于以鲍彤为代表的这一批“党内反对派”而言，他们渐渐退出舆论的舞台，将对于“六四”，对胡耀邦，对赵紫阳的评价，留给这个新时代，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2018年6月4日，是中国“六四事件”29周年纪念日。在此之前，经历过这一事件的许多人现身说话，例如曾任赵紫阳秘书的鲍彤。像鲍彤一般的许多游离在中共政坛之外，被视为“反对派”的老人还有很多，似乎成为一个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物群体。每年的“六四事件”周年，经常会看到他们的身影。不过，他们的关注点却不仅仅在“六四事件”。
观察人士表示，这些人可能包括鲍彤、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曾任原《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的杜导正、胡耀邦第三子胡德华、写下《墓碑》的杨继绳等人。他们普遍出生于中共1949年建政之前，甚至在中共革命时期就已入党，是中共和中国近现代历史和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他们的关注点和主张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
中国老人们大多经历过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的政治运动和事件。
其一，对中共和中国既往历史的回忆、挖掘、记录和求证。中共对历史已有一套统一固定的话语系统和讲述方式。由于涉及中共自身，这种历史观体现出人为的笼统、美化和遮掩的特点。特别是对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或轻或重的过错，以及仍有争议性的运动和事件，如中共革命战争年代的高层政治运动、中共建政后的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事件，中共始终语焉不详，而且限制公开和讨论。
对此，作为曾经身处体制之内而且亲身经历的许多老人，更有话语权。如果又是这些政治历史的受害者，他们会更难以接受这些历史片断被曲解，甚至是美化。
《炎黄春秋》与杨继绳所写的《墓碑》、《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等平台或作品，反映了他们记录和还原历史真相的态度、主张和责任感。
其二，对中共历史人物的揭示和评论。这里主要指向在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人。曾在1958年至1959年间兼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后来获称毛泽东研究专家，披露了许多鲜有人知的关于毛泽东的政治作为和个人生活细节。曾任赵紫阳秘书的鲍彤则对“六四事件”发生前后的邓小平也颇有微词。
每个人都是复杂多元的结合体，政治人物更是具有多面性。毛泽东留下了严重的历史错误，邓小平的一些做法至今也争议不断。李锐、鲍彤当时身居政坛高层的圈子之内，能够对这些关键政治人物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他们所披露的信息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和历史价值，他们的观点也比寻常人更有参考性，对于外界全面认识历史和真相有其必要之处。
其三，对中国意识形态的看法。这些老人都已历经中国政治风云和时代变迁，对许多事情有比较深刻的思考和理解，并且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如果是政治事件和历史错误的受害人，可能会对中共权威极为警惕，反思造成这些错误的深层原因，寻找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根本途径。对其而言，西方所强调的“自由”、“民主”等理念，可能比较具有吸引力，可以视为弥补中国政治缺陷的药方。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的左右之争中，他们大多比较偏向“右”的一侧，而对“左”的倾向缺少好感。进而可能会出现，在中国未来向何处走的根本方向问题上，可能会比较赞成西方式的政治形态，至少也认为应该较多地学习、借鉴西方的政治因素。
其四，对中国时政的监督、批评。正是由于他们的主张与中共官方意识形态并不完全契合，往往扮演了类似“在野党”、“反对派”“异见人士”的角色。虽然中国国内媒体不被允许宣传报道他们的政治观点与时政评论，但是中国境外的媒体却能够取而代之，并出现“出口转内销”的情况。
其五，对中国言论自由的呼吁。集中统一、中央权威，始终是中国政治赖以运转的原则、枢纽。这也意味着对不同声音的不宽容。这些持反对意见的老人们的话语空间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如《炎黄春秋》被整改，杨继绳的《墓碑》等作品被列为禁书，都反映了他们与中共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也正因此，他们往往更多地体会到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成为言论自由的呼吁者，可能也对西方政治有了更多的认可。
分析人士表示，每个老人都是一本书，这些老人是记载着中共和中国不同侧面的一本本史书。不论如何，他们的存在也是中国政治多元、中共党内民主的体现。如果能够起到记录历史、监督执政的效果，将会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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