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十九大上说，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这里的“新”，不只是时间上的，更是思维范式上的。如果不能用更为现代的思维去理解中国当下政治，如果不能用更为超脱的意识去回顾以六四为代表的历史事件，就不能称得上是“新时代”。对于以鲍彤为代表的这一批“党内反对派”而言，他们渐渐退出舆论的舞台，将对于“六四”，对胡耀邦，对赵紫阳的评价，留给这个新时代，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台湾和香港一直有六四的纪念活动，但无论如何纪念活动和学生运动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在台湾近几年因为“统独”的争议，也使得参与活动者的人数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因为六四的纪念活动主要强调反思共产党的统治问题，以及中国如何走上民主化的道路，然而这些倡议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和平崛起的“中国模式”下已经显得过时，成为旧时代的想象和思路。
中国的六四做为一个历史事件被刻划成反对派试图运用学生运动对党内事务提出改革的建议，六四虽然是学生运动，但本质可以理解为党内政治势力的一种交峰。反对派中间的主要人物不少是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的部下，最有名望者包括李锐、胡继伟、朱厚泽、杜导正等为代表的一批老人。
而在台湾也有类似六四的情况，在国民党执政时曾发生“野百合学运”和“太阳花学运”，这二次的结果都是使得国民党在台湾社会的影响力大幅减低。在“野百合学运”中，李登辉利用党外势力打击党内反对派，最终控制了国民党，之后扶植台湾的本土势力，最终成为“台独教父”并且离开国民党。而“太阳花学运”则是“台独”组织学生发起反中的抗议活动，最终使得国民党在2016年的选举大败，让民进党蔡英文上台，形成台湾的二次政党轮替。
群众运动（包括学生运动）的目的是可以很单纯的为理念而奋斗，但往往会遭有心人士运用，形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对学生运动必须采取分析，事实求是地分辨它所造成的好处和坏处，而不是盲目地认同它的价值和作用。
民进党最早就是由国民党统治时期参与党外运动的抗争而逐步起家的，因此群众运动可谓是民进党的主要核心工作。例如民进党内的“新潮流系”（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总统府书长陈菊都出自它）
也发源于“党外”时期，它于1984年成立，前身是《新潮流》杂志，18位杂志编辑也就成为了该系的创始人。自创立开始，“新潮流系”就强调“台湾独立”、“群众运动”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等三大主张。
虽然群众运动是民进党的拿手好戏，但随着民进党上台之后，在“全面执政”下对于台湾的治理和两岸关系的处理都遭遇许多难题，因此蔡英文做为主政派受到党内许多反对派的言论批评。例如被号称为台独大佬的总统府资政辜宽敏于2018年1月19日就公开批评蔡英文，“希望蔡英文总统当4年就好，任内可以完成很多改革，让大家永久思念她，这样才有价值”。而辜宽敏则高度评价赖清德，认为他在2020总统大选上必然会获胜。而另一个例子是台湾前总统陈水扁也履次用网络媒体“新勇哥物语”放话破坏蔡英文的政治布局。最后则是近期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宣布退出“失去党魂”的民进党。
显然这些举动代表民进党内的派系斗争（英派和新潮流派）已经随着两岸议题逐渐浮上台面。而辜宽敏、陈水扁和吕秀莲的思维仍然停留在旧有的“台独建国”和“国家正常化”的思路，因此批评蔡英文在“全面执政”后还“维持现状”。因此民进党内的派系主要争议在于深绿的“台独建国”和浅绿的“渐进台独”之争。然而蔡英文也是深知两岸局势发展和台湾民众心理，因此才会始终坚持“维持现状”的两岸路线。
何况两岸局势最终仍然取决于中美大国博奕和东亚局势的变化，如今的局面已经和半年前有很大的差异，而未来的变化可能更大，这点始终是民进党内“深绿台独大佬”所无法洞悉到的，因此像辜宽敏、陈水扁和吕秀莲这种拥抱旧有思路的反对派，虽然曾经荣耀过，但最终仍然会被历史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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