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六四”学生运动讨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依然是许多当年的亲历者以及关心这一事件的群体共同的心结和诉求。日月轮转，春秋更替，困惑、失望、焦虑，都没有彻底销蚀心中的这根刺。借此29周年之际，推出系列访谈，其中有学生领袖，也有参与者、旁观者，通过讲述与回顾，以期回答以下困扰着很多人的问题。
即将满百年的中国共产党，为何惧怕直面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曾经在天安门广场振臂一呼的学生领袖，今夕如何回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在这一问题上始终存在严重撕裂的左右派，如何看待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每年定期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六四的香港，在进入“二次回归”新周期之际对于六四有着怎样的反思？经历过“二二八”的台湾，如何因为六四始终充满恐惧且疑虑地望着中共？至于那些从未亲历过六四甚至于对这场风波知之甚少的年青一代，他们眼中的“六四”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本文为系列访谈第五篇，访谈对象为曾任《中国时报》副总主笔，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杨渡。
作为台湾人，杨渡坦言，就台湾对于大陆的认知而言，六四是一个转折点。
六四事件前后， 台湾对大陆的认知发生很大变化。而通过走访大陆民间，杨渡坦言自己看到了更真实也更复杂的中国大陆（图源：香港01）
“在六四之前台湾民众对大陆充满了想像跟希望，因为台湾1988年也才真正的开放。”
可是经历过了六四事件后，台湾对于大陆的认知发生了过山车式的变化。用杨渡的话说，“台湾对大陆的各种想象热潮在六四的时候烧到了顶点，顶点就是，在六四发生的时候，大家围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举行烛光晚会。”而这样具象的变化之外，还有更多心理层面的抽象变化，也即六四结束以后，台湾对大陆充满未知和恐惧。“第一次认知到原来大陆是这样子的，而不是原来想象的。”
进入现实认知，可是这个现实认知又过度地超出了负荷。所以杨渡决定去从大陆民间社会入手，去尽可能了解中国大陆。
“说真的，我认为自己了解大陆太少太少了。”
不消说，两岸认知层面的沟壑与差异，以六四作为分水岭，的确在步步加深。在很多台湾年轻人看来，大陆的经济发展固然很有吸引力，但专制、不民主却是他们最不能认同和接受的。“至少我的手里还有一票”，这是台湾年轻人习惯于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以告诉大陆年轻人为什么“我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在杨渡看来，对于现在的台湾来讲，了解大陆一样有必要。
台湾年轻人要寻找他们的出路，要找到不一样的未来，而不是在台湾做小确幸，因为小确幸不可能长久的，所以要走出去。
台湾有理想的年轻人会跑到世界各地打工，更多年轻人也会来到大陆。现在很多台湾年轻人会来大陆开小店，这种模式跟过去的不一样。区别在于，如今台湾年轻人愿意来大陆从基层干起来，而过去都是台商来大陆投资，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大陆有六四，台湾有二二八。
虽然台湾对于六四的纪念，不如香港那边执迷，但因为经历过二二八事件，所以很多台湾人还是很轻易地将两者放在同一天平的两端来衡量。
在杨渡看来，二二八会让人觉得又悲悯又恐惧。台湾刚光复的时候，台湾民众并不了解大陆的实况，他以为中国就是一个战胜国，所以他不知道中国其实把日本艰难地拖在战场，真正打败日本的是美国，所以看到中国军队那么贫困的样子就很难接受，这也源于对中国的现状是不了解的。这种缺少世界观以及缺少对中国现实认知，影响了台湾人的价值判断。台湾人对未来的事情毫无防备，带着这样很天真纯真的心态走向未来。所以，所谓的悲悯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不该发生，而所谓的恐惧，现在回头来看，才知道人是这么渺小与脆弱。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