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9年来，每逢6月4日，想纪念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香港人都知道该去哪里：维多利亚公园，那里有过该主题公共集会的太多举办经历，数以万计的香港民众都会聚集在此参加年度烛光守夜活动，悼念曾在北京参与政治抗议时身亡的示威者。
29年，就人类个体生命而言已经是一代人的间隔，但有关六四事件的政治纪念，在香港仍然继续着（图源：Reuters）
在六四一事上，香港从来不是中国官方眼中“省油的灯”，不仅于当年令中国政府极为恼火，回归后逐年的纪念，也让中共如鲠在喉。但这场悲剧记忆在香港留存的温度，却形同“一国”的政治象征，六四集会也被看作是把内地和香港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现在，情况似乎已有所不同了……
六四之下的香港分歧
从1989到今，期内大中华地区的不同政治个体和世界格局皆已然重塑，当历史以快速步伐变化之时，六四事件在世界上便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集体记忆似有若无。即便不谈受官方不遗余力地信息管制，而使得六四记忆变得小众而隐秘的中国大陆，就如同是华人社会的台湾，近年来参与纪念者亦是人数寥寥。
但与此等“遗忘”现象呈强烈对比的，是每年均会举办六四烛光晚会及系列悼念活动的香港，从往年的集会人数低则数万，遇重要年份多至几十万的情势来看，香港人对于六四始终念念不忘。每年活动上，满布维园的白色烛光，已经成为了香港人没有忘却这一政治伤痛的图腾和象征。尽管备受压力，但香港已经在事实上承传了历史的那份责任，更因它是中国土地上唯一一个仍可以公开缅怀六四死难者的地方而备受赞誉，这份韧力也让许多国际舆论感动不已。
但如今，令人错愕和叹惋的是，围绕这项纪念活动，已经出现了更多相互竞争集会的计划，关于立意、主题喋喋不休的纷争，亦为这个仪式增添了令人不快的插曲，支持或反对继续纪念的争吵，更从网络燃烧到街头。越来越多香港社运团体及政界人士所秉持的政治抗争观正趋于狭窄，他们现在更倾向于把香港的民主运动和北京曾经的这场民主运动，看成两个独立的运动。
民情数据也佐证了此类迹象，认为香港人有责任推动中国内地民主发展的市民人数有所下降，而建设民主中国曾是维园六四烛光集会的宗旨。跟踪人们对六四事件的看法已有二十多年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调查发现，持该观点者的比例已从1993年的84%下降到2017年的58%，这极其接近有纪录以来的最低点。这显示了该项代表传统民运思潮定位的集会事业正在逐渐对更多香港人丧失吸引力，亦显著反映出在香港身份认同、其与内地的关系，以及本地民主人士应该将力量集中在什么方面等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分歧。
眼下，更多本地的政治人士及组织开始不再参加维园集会，香港年轻人也愈发抵触它的组织机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所拥有的与香港社运气候背道而驰的政治诉求，也即坚毅地视争取中国的政治变革为己业。其中最具标志意义的，是香港最大的学生组织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简称“学联”）此前已决定不再参加维园悼念，它是该纪念活动早期的发起成员之一、也是2014年声索更直接选举的街头抗议活动中的一支突出力量，因此，学联决定结束长久以来支持守夜集会的做法能够表明，香港年轻的政治受众正在广泛地与中国愈发疏远。
今时今日，本地年轻人开始更加关注首先在香港实现更广泛的民主和自治，在他们看来，一个倡导非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文明的中国，将是对香港自治的更大威胁，一些人甚至偏激地疾呼从中国独立。不喜欢六四晚会隐含香港人都是中国人的概念，是众多港校学生会领袖们的一致观点，拒绝为六四守夜，否定纪念传统，成为了香港本土青年欲与北京划界的行为表达。
本地年轻人之间流行这种想法，实质上同香港的本土排外乃至分离主义思潮兴盛脱不开关系。香港正在经历意识转型和缺乏政治方向的迷惘期，年轻的新世代囿于历史观受时间洗刷，难以将自身全情沉浸于历史的沉痛记忆中，加之多数人自幼便成长于回归过渡期或后殖民时代，身份认同建立于香港，有些人如今更遇到了身份危机，质疑自己是否是中国人，而普遍缺失的史实认知和国族观念养成，以及面对矛盾丛生的社会现实和频受茶杯里的政治风波刺激，使得对六四在知性上认识不足、在感性上缺乏热情的他们便转向拥护本土主义，并坚定地认为，香港人不应该、亦没有能力争取内地的民主化，就像这一群体通常所表述的：建设民主中国不该是香港人的责任。
告别六四，犹如告别自己
就这样，支联会“民主中国”的叙事，与年轻人“香港本土”的反叙事，构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同六四想象。前者坚持纪念六四，在论述上强调香港与内地的民主连带和国族联系；后者努力予以切割，沉迷于构建纯正“香港人”身份的镜花水月中。于是，祖国还是中国，纪念谁的国殇，成为了香港关于六四论述的冲突视角。而通过这样旷日持久的争吵，六四已然彻底“本土化”了，它从香港之外，转变为香港生活的一部分；从他者的故事，改写为香港人自己的符号——且重点在于，六四天安门事件，最终成为了香港人不可抹除的记忆素材。
近年香港年轻人渐渐与中国内地切割，而不悼念六四，但事实上，背离六四纪念所拥有的庞大政治受众，正在令这一新兴的民运路线较普罗大众的期待愈走愈远（图源：Reuters）
以中国近代史的纵深来看，六四成就了一次香港曾经最大的群众社会运动，更为1925年省港大罢工之后所仅见，而它关注的问题核心又是关乎中国整体的。八九之时，香港人曾全情投入参与，百万人彼时走上街头予以声援，不时听到的“血浓于水”的说法，和高唱《龙的传人》、《我的中国心》等肯定自己中国人身份的歌声，使得整个社会充盈着民族的思念。这整个过程，实质上是一场中国民族主义的洗礼。香港人多系内地移民或是移民后代，同时内地跟香港的利益息息相关，加之回归在即特殊时期的特别心态使然，是以在学运激发之下，香港的民族认同一发不可收拾，并在情感上与内地及中国重新连接起来。六四事件最终虽以悲剧收场，但它留给香港的政治遗产，却是教会了一代港人心有家国情怀和政治担当。
就如文化评论人梁文道所说，六四在香港不只是一次支援北京学生的民主运动，它还是香港人自己登台当主角的民族主义运动，六四成就了一代香港人最重要、最彻底的民主教育与爱国教育运动。由此可见，六四在香港表现出的民族精神，跟香港人早年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保卫钓鱼台运动、以至多次为内地的赈灾行动的民族精神，本质上是相通的。
在如今多重因素的气旋笼罩下，香港确已变得不再如昔日般对国族情结温情脉脉，它蔓延的叛逆本土情绪，使任何关涉中国的事件，如果不能与香港的未来挂钩，恐都难以让年轻世代的香港人有兴趣去了解或是付诸认同——但中港秩序逻辑的悖论恰在于，若发展香港确是港人责无旁贷之任务，那么这项任务如与中国前途的优化之路切割开来，则又注定是属脱离现实之举。
如此的矛盾情绪，同样存活在六四封存的中港人心之中。审视六四对香港之意义，它既是香港的国族记忆，亦是香港主体大规模迈向政治觉醒的起点，六四早已内化为香港集体记忆不可磨灭的元素，并最终成为这座城市的底色其一。所以，要告别六四，就犹如告别自己，香港又如何做得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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