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已经过去29个年头。在29年间，为“六四”学生运动讨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依然是许多当年的亲历者以及关心这一事件的群体共同的心结和诉求。日月轮转，春秋更替，困惑、失望、焦虑，都没有彻底销蚀心中的这根刺。借此29周年之际，推出系列访谈，其中有学生领袖，也有参与者、旁观者，通过讲述与回顾，以期回答以下困扰着很多人的问题。
即将满百年的中国共产党，为何惧怕直面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曾经在天安门广场振臂一呼的学生领袖，今夕如何回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在这一问题上始终存在严重撕裂的左右派，如何看待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每年定期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六四”的香港，在进入“二次回归”新周期之际对于“六四”有着怎样的反思？经历过“二二八”的台湾，如何因为“六四”始终充满恐惧且疑虑地望着中共？至于那些从未亲历过“六四”甚至于对这场风波知之甚少的年青一代，他们眼中的“六四”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沙叶新六四纪念剧本《自由女人》
访谈对象为香港剧场工作者、2015年十大杰出青年，独立剧团好戏量创团艺术总监杨秉基。
最近，杨秉基正在做一些围绕“六四”这一主题的艺术表演，但观众中很少会有年轻人。在杨秉基看来，如今香港年轻人已很少关心“六四”，这和近年来香港与内地关系的逐渐撕裂有着巨大的关系，许多年轻人认为“六四”是内地发生的事情，与香港无关，所以并不关注这事件。杨秉基认为，香港与内地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如果香港人因为这个事情是在内地发生的而不去关心的话，是不公平的。以下为访谈实录。
最近你们在做围绕”六四事件”的表演，这个有没有受到一些影响？
杨秉基：
做“六四”这个题目的表演，我们是蛮伤心的，因为我们看到越来越少的香港年轻人会去关心这个事件。为什么我常说要去基层演出，因为这些年轻人都在基层。现在的年轻人对内地有很大的对抗情绪。他们会觉得“六四”是内地发生的，不是香港的事情，所有在内地发生的事情都是和香港没有关系的，这是香港年轻人的想法。所以当我们表演“六四”主题的节目时，我们的年轻观众就完全没有来。反而，当天有两位出生在“六四事件”后的来自广州的年轻观众，来我们“一人一故事主场”上，分享他们对“六四”的感受。
但是在香港，反而所有与内地相关的事情，都变成了对抗的事情，所以他们不支持去平反“六四”，因为“六四”是内地的事情。这是让人非常可惜的，香港所有的大学，没有学生会会去支持平反“六四”。
这个事件是影响整个中国民主进程的运动，当年的年轻人站出来，希望中国可以有民主的制度，希望中国的很多问题可以通过健康、民主的制度来解决。我不太同意内地的民主运动和香港的民主运动是没有关联的，我们彼此是唇齿相依的。只有内地享有了民主，香港才有民主。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去内地工作，会把剧场带去内地的不同的地方，去和不同的年轻人们分享。
我不否定我是一个中国人，但是香港很多人不会这么认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围绕“六四”，进行街头的表演，我们会在维园的外边进行表演，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对这一事件的关注。
香港如果觉得这只是内地的事情而不去支持的话，我觉得是不公平的，因为在1989年的时候，香港人为什么这么关心内地的民主运动？有个非常现实的事情是要香港人面对的，就是1997年的回归，大家也很担心自己的前途会怎么样。所以希望在1997年来到之前，内地有民主，那么香港回归后会相对好一些，我相信这是当年很多人的想法。
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六四”那些学生其实也是为了香港人牺牲的。虽然“六四”已经29年了，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初心，初心不应该是自私的。
每一年，在香港，我们都会做关于“六四”的活动，其实是有很多困难的，因为资助我们的单位会认为我们是一个政治的平台，会觉得我们的戏剧很政治化。但是我们不可能只为自己着想，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做一些很简单的表演，这也是为了让自己可以对这些死难者悼念，也是为了现在还在关心这个事件的人有一个空间，和他们分享，虽然我们知道关心这个事件的人越来越少。现在中国国力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进步，但我们希望人们能有更多的自由，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之前你们也有想要演出内地著名作家沙叶新的话剧作品《自由女人》，其实沙叶新的作品很多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自由女人》也是“六四”相关的剧本。你怎么看看待将艺术在政治生活以及社会议题中的作用的？尤其是香港的艺术创作对一些内地的政治事件的所产生的影响。
杨秉基：
我们本来会在2014年的时候要演出沙叶新先生的剧本《自由女人》，但是最后我们没有办法演下去，就是因为资助我们的单位是有官方背景的，他们因为这部剧本停止了对我们的赞助。香港的权力都是来自政府的，我们在没有资金、没有权力的情况下，是无法完成演出的，这是我一直很愤怒的事情。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把沙老师的《自有女人》演出来，希望在明年“六四事件”30周年的时候能是一个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我们自己的场地，政府不给我们场地和资金，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空间去改变处境，当然，也许他们还有其他的手段来限制我们的演出，我知道香港可以争取的空间可能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会想办法继续下来。
一定程度上，我认为香港人在表达政治意见时候会更加谨慎，而内地有时候尺度会更加大一些，我在内地坐车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人们会发表对政府的批评，然而在香港，人们就会给自己设限。就像《自由女人》的剧本，其实审查的部门根本没有看具体内容，就直接禁止演出了，这就是一种自我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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