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胡耀邦从1982年到1992年顺利担任两届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从中国国务院总理位置上接任他到2002年任满两届中共中央总书记。有媒体披露了今天的中国会是怎样一种局面？
赵紫阳打高尔夫时的照片（图源：Reuters）
美国《纽约时报》5月30日刊登赵紫阳前秘书鲍彤与毛泽东前秘书李锐之女李南央对话。李南央问鲍彤：“您认为赵紫阳会继续搞体制改革吗？”鲍彤回答：“肯定会！”
鲍彤指出，赵紫阳说：长远目标就是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老百姓当主体，人民当主体，党跟人民的权力，共同一致。赵紫阳的意思非常明确：从长远来说，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民主政治，但是从目前来说，民主政治前边还必须加上四个字：“社会主义”，要不然通不过。
鲍彤强调，赵紫阳提出市场经济阻力太大，换了一种说法叫商品经济。鲍彤认为赵紫阳策略务实，在可能说的范围内说应该说的话，不能说早了，早了就会被群起而攻之，不但干不成事儿，还会变成一个罪名。市场经济通不过，就换个提法，等到可以讲的时候，再讲，事情照做。
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军事上掌握大权的邓小平、政治上主导平反冤案的胡耀邦、经济上推行改革的赵紫阳，这三驾马车顺应历史潮流，使百废待兴的中国总体上出现向好的发展势头。赵紫阳在价值观上早已抛弃苏联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模式，在改革实践中为市场化与私有化奠定基础。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赵紫阳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促使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大胆引进并推动设立股票市场和期货交易，他还亲自主导加入关贸总协定（即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的总体设计，一步步引领中国从计划经济的困境迈向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坦途。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是历史上最为开放的时期，许多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限制都有所放松，允许知识分子自由表达。当时政治上虽然没有完全实现民主，但在思想文化上充满了民主氛围。
赵紫阳在1980年3月17日出任新成立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开始主导中国的经济政策，担任总理后更把自己在四川任职期间的经济政策推向全国。他的经济改革以简政、放权和松绑为主导，在农村下放土地使用权和乡镇企业经营自主权。1980年，赵紫阳对各省施行财政包干制度，使地方财政利益与市场化方向保持一致，从而形成抵制计划经济的力量，使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政治势力难以逆转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这一改革，多年来一直遭到两股势力的攻击，一是主张恢复计划经济的政治势力，另一股势力是主张集权改革的知识分子。为引进外资、创造出口，他积极支持习仲勋、任仲夷等人在沿海省份建立的经济特区。同时在城市进行企业改革，如1982年减税让利、1984年利改税、1986年企业承包制和1988年股份制试验。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中国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在1980年代得以快速提升，农业产量、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外贸进出口总额等指数不断增长。
1984年是中国进入全面改革的阶段，从1984年第四季度起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赵紫阳提出软着陆政策，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经济既获得降温，又没有出现衰退。1985年初推出的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向价格市场化过渡的开始，赵紫阳指出价格不在市场中形成的话，企业就不会有竞争力。然而大部分国企还只习惯听从指令，对市场价格反映不灵，所以价格改革采取放调结合，能放的一律放，一时放不了的先调，直至完全放开。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中国政府希望恢复中华民国时期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的席位，1986年1月10日，赵紫阳向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秘书长阿瑟·邓克尔第一次公开表达了这一意向，赵紫阳说如果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得以恢复，中国同关贸总协定成员国间的贸易往来将进一步扩大。1988年中国经济再度过热，主持经济改革政策的赵紫阳面临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双重问题。5月经邓小平首肯，赵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报告，提出用五年时间每年以一定价格上涨指数为代价，实现理顺价格、解决工资不合理的问题，实现价格闯关。自改革以来物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7月中国物价上涨幅度以19。3%创下新高，8月价格闯关的消息正式发布后，全国出现了大范围抢购并伴随通货膨胀。价格闯关虽然产生了负面效应，但最终实现了市场定价机制，计划经济下呆板划一、缺乏弹性的政府定价机制成为历史。价格闯关的负面效应成为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保守派势力”攻击赵紫阳领导的“改革派”的主要把柄，改革派因通货膨胀受挫，倡导经济紧缩、治理整顿的保守势力再次崛起，保守派的政策令人民对改革开放的前景充满疑虑。
1980年代，尽管赵紫阳被国内的左派视为修正主义者，但他主张政府行政透明化和国家政策的制定要听取民意的方针却受到国民的广泛欢迎。赵紫阳对社会主义的定义跟中共党内保守派有很大不同，赵紫阳认为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面临的最大考验。他相信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是密不可分的。进入1980年代后期，赵紫阳和胡耀邦共同推进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选举，政府更加透明化，国家政策制定要更多的磋商，官员对自己的错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等。赵和胡还进行大规模的肃贪行动，允许对中共高干子女，特别是那些在其父母庇荫下发展起来的子女（即太子党）实施调查，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策也招致中共党内许多掌权人士的不满，1986年发生学潮后，胡耀邦受到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责，一批党内元老迫使胡耀邦辞职。赵紫阳后来接任胡耀邦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在赵紫阳被任命为总书记前一个月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不适合当总书记，更适合管理中国的经济事务。当时中外已经公认赵是邓选定的接班人。基于中国需要进行多样化的经济改革来刺激生产的前提，赵紫阳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详细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指出这一阶段要持续上百年。
以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的言论为后盾，赵紫阳从目标、模式和进程等方面制定政治改革战略，提出在中国的改革目标中要实现政治体制现代化，政治改革的主题是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使中国的政治运作逐步走上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在邓小平的主导下，赵紫阳设计了一套破除旧体制弊端且可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针对旧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人治色彩浓重、政治运作和信息不透明的弊端，他提出党政事务应该分开，在此之前这种言论是一种禁忌；其次，进一步下放权力，适于地方政府决策的事情都由地方直接定案；再次，改革官员任用制度以克服人事腐败，为建设高效稳定的公务员队伍提供制度保证；最后，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提高政府活动的开放度，重大情况知会人民，需经人民讨论，以逐步实现赵所倡导的政治开放。
在为民间创造活动空间上，赵紫阳为知识界与工人做了许多事情。赵紫阳对民主学说持开放姿态、擅于策略性地支持民主自由思想。1983年他与胡耀邦一起成功地抵制了“清除精神污染”，1987年他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破坏减低到最小限度。赵紫阳在策略性地尽快结束“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之后，就迅速扩大新闻自由，使中国在经过1980年代三次反自由化运动后，还能出现一段宽松的舆论环境，使得中国的“新启蒙”得以继续。但政治改革的启动并不顺利，至1988年中期几乎陷于停顿状态。1989年突发学生运动后，赵紫阳视危机为契机，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以便推进政治改革，但学生运动最后武力镇压收场，赵紫阳的政治改革尝试宣告失败，并被后来的上位者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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