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连年下降的人口数据，以及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的经济发展前景，日本政府按照其首相安倍晋三的要求，或将很快出台新的接收外国劳动力的新政。
日本厚生劳动省当地时间6月1日发布的日本人口动态统计显示，2017年出生的婴儿数（出生人数）比2016年减少了3万余人，降至94.606万人，创历史新低。
年轻女性人口的降低是日本人口难以增加的主因（图源：VCG）
日本一名女性终生生育的孩子数量的“合计特殊出生率”连续两年下降，降至1.43。全日本出生率最低的东京都的出生率还在继续下降，如何构建可兼顾工作与育儿的社会环境这一日本社会课题更加突出。
日本出生人数连续两年跌破100万人，其降幅时隔12年超过3万人，而且2018年出生人数仍在继续减少。日本到目前为止，1949年的出生人数最多，达269万人，而2017年则只有其三分之一。
日本的出生率比2016年下降了0.01%。自2005年创下1.26的最低纪录以来，出生率逐渐得以恢复，但近几年始终徘徊在在1.40至1.44水平。
尽管出生率波动不大，但出生人数却大幅降低，原因在于女性人口的减少。2017年日本处于生育适龄期的15岁至49岁女性约为2,498万人，较2016年减少了1.3%。其中，生育新生儿数量占总数80%的25岁至39岁女性人口更是减少了2.5%。
《日本经济新闻》6月6日的相关报道指出，日本在1971年至1974年的第2次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一代人现在大多45岁左右，生育高峰已经过去，这导致了出生率的下降。
此外，日本的晚婚晚育倾向的影响也很大。日本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龄为30.7岁，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随着生育第一胎的年龄升高，之后继续生育的数量就会减少。
从已生育日本女性的年龄段来看，30岁至34岁最多。到2016年为止，日本40岁以上的母亲生育的婴儿数比上年增加，但到了2017年，40岁至44岁母亲生育的婴儿数也转为减少。虽说45岁以上的母亲生育的婴儿数仍在增加，但1,511人这一增幅从总体来看则是杯水车薪。
从出生率中还可以看出晚育化的倾向。从各年龄段的合计特殊出生率来看，35岁以上的数据上升，而34岁以下的数据则一律下降。
日本政府推算，如果想要孩子的夫妇全部如愿生育，则出生率（希望出生率）可达1.8。而实际出生率远低于这一数字，有分析认为是受到了难以兼顾生育、育儿与工作的影响。
2017年日本各都道府县的出生率中，越是大城市降幅越大。日本最低的东京都的出生率为1.21，较2016年的1.24进一步大幅下滑。大阪府的出生率为1.35，下降了0.02%。神奈川县、千叶县、京都府的出生率停滞在1.30至1.34水平。越是大城市，小家庭（指有父母及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中的夫妇双方都工作的情况越多。因此，存在难以将孩子托管到保育所等工作与育儿两全的情况。
要实现实际出生率达到1.8，针对20多岁夫妇的对策成为课题。这一群体生育婴儿数还不到30多岁夫妇的60%。
死亡人数减去出生人数得到的“人口自然减少”为39.437万人，减幅达到历史最大。即使出生率得到改善，目前人口还会继续减少。公共医疗、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制度难免要以人口减少为前提，重新进行评估。
为了缓解人口问题对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共同社6月6日报道，安倍在6月5日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上表示，将扩大接收外国劳动者。以劳动力短缺严重的建筑、农业和看护等5个行业为对象，2019年4月将设置新的居留资格，向此前原则上不允许的单纯体力劳动者敞开大门，到2025年力争吸引超过50万人赴日。
国际性的外国劳动者争夺竞争正越发激烈。此次日本政府向事实上的方针转变前进了一步，但如果参照国际标准，仍然进展迟缓。要想让日本成为被外国劳动者“选择的国家”，完善接收机制是当务之急。
安倍在咨询会议上强调称，“地方的中小、小规模企业的劳动力短缺正日益严重。”其解释称，新政策“和移民政策不同”，并呼吁“要加快构建广泛接收具备一定专业性和技能的来之能战的外国人才的机制”。命令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和法相上川阳子推进协调有关制度的设计。
日本政府将在6月中旬在内阁会议上敲定《运营基本方针》，方针中将写明设立新的居留资格。还将提及向2018年秋季的临时国会提交《出入境管理法修正案》的日程。
目前，日本的劳动力人口约为6,600万人。到2017年10月底，外国劳动者约为127万人，占劳动力整体的约五十分之一。预计日本15岁至64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到2040年度将比2018年度减少约1,500万人。安倍发言的背景是对将来日本劳动力短缺的危机感。
要获得新资格，具有2个途径。其一是完成最长5年的技能实习制度。技能实习生在完成研修期间之后，此前必须返回本国。今后可以发挥通过技能实习获得的经验，直接在日本国内工作。
另一个是通过即将新引进的考试。原则上要求日语能力达到能进行一定程度日常会话的“N4”（日本语能力测试4级）水平，在建筑和农业等领域日语更差的人也将被允许来日工作。还将确认外国人劳动者在技能方面的能力。
日本在增加接收外国劳动者之际，德国统一前的联邦德国的案例成为教训。1960年代，联邦德国面临劳动力短缺，从土耳其大量接收劳动者，作为单纯体力劳动者承担各项工作。很多土耳其人几乎不会讲德语，在德国陷入孤立。由于西德对这些人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恶劣的工作环境置之不理，接收的土耳其人成为西德社会分裂的原因之一。
因此，日本政府首先应该加强的是日语教育。政府和企业必须合作，提供学习机会。为了改善工作环境，需要禁止外国人和日本人的不当工资差距，彻底让外国劳动者加入社会保险。
如果存在以低廉工资任意驱使外国劳动者这一思维，将使日本成为不被外国劳动选择的国家。结果有可能损害日本的国际竞争力。日本一家建筑商的高管指出，“如何保证日语和技术水平，包括制度层面在内，仍存在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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